摘要: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摘要: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视角,选取2001—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在欧盟的并购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SUEST模型进行分组回归,研究组织间模仿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区位选择时,倾向于模仿本国其他企业的选择,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模仿程度不同,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同时,企业所有制结构相似性还会影响企业模仿参照组的选择,并且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上表现得更深。

摘要: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OFDI对碳排放影响基于城镇化率的门槛模型，分别对全国范围、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1）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东、中、西部地区，OFDI对碳排放影响均存在基于城镇化率的双门槛效应。不同地区的门槛值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门槛值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小的是西部地区。（2）当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的增加会引起地区碳排放量升高；当处于第一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的增加会抑制地区碳排放；当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此外，我们还得到东道国外债规模均会弱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