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与宣传有不同的内涵、作用、要求和方式、出发点和直接目的，两者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把两者混为一谈既损害新闻的质量和作用、媒介的公信力和社会信任，也损害宣传效果。要让两者各司其职，按各自的规律，正确处理其矛盾，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用新闻做宣传、“典型报道”与宣传、“后真相”与宣传等问题。

摘要: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情感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凸显。“情感”成为新型政治工具，被不同主体“吸纳”以进行策略化、工具化调用。情感的政治“吸纳”分为以政府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情感“吸纳”和以社会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政府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旨在通过情感“吸纳”达到提升政治传播效果、强化政治共同体认同、优化政治社会治理、促进政治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旨在通过对情感因素的调动和策略性运用实现民意汇聚、舆论制造、利己获益的目的。情感的政治“吸纳”是政治主体与社会主体在情感领域的权力博弈，也是情感武器化、工具化、策略化使用的表征。高强度、不恰当的情感渲染以及情感争夺也易带来政治情感极化、政治权力分化等风险，还应以优化社会情感治理、建立情感规约、强化媒体和公众情感素养等来进行相应的风险规制。

摘要: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摘要:文章采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但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为进一步揭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形成动因，通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两两组合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影响，采用空间重心模型分析各两系统的空间匹配程度，发现由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的空间匹配程度增加，逐步凸显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支撑作用；而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空间配置效率的下降阻碍了其对三系统耦合协调支撑作用。厘清了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形成的动因，并为提高其耦合协调度水平提供了对策措施。

摘要:针对医美服务市场存在严重失范的现象，探析如何有效监管医美服务市场。建构医美服务机构-消费者-政府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分析三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现实数据进行仿真分析，对博弈分析的结论进行有效验证。研究发现：医美机构对消费者的赔付、医美机构提供合格服务与不合格服务的成本差、医美机构遭受政府给予的处罚是影响政府监管的主要因素；提供不合格服务给政府引致的损失、政府对医美机构处罚的强度、政府进行监管耗费的成本直接影响医美机构合格服务的供给；影响消费者维权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医美机构对消费者的赔付和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从保障消费者监督效力的发挥、提升政府的监管成效等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摘要:选取滴滴出行典型案例，基于心理契约理论，采用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探索现代分享经济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受内外部因素双重影响。就外部因素而言，宏观环境、消费者态度与行为通过影响平台管理与劳动者获得，间接调节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就内部因素而言，现代分享经济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直接影响灵活就业劳动关系，交易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正常发展的“奠基石”，关系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良性发展的“润滑剂”，发展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长效药”。研究可为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关系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摘要:消费者在选择电商卖家的过程中，用户的评价和推荐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很多电商卖家推出“好评返现”的营销活动。为了探究卖家“好评返现”行为影响下的消费者接受意愿，以感知质量为基础，通过三个情景实验，针对两种情形（即消费者在购物前得知卖家存在“好评返现”行为和不存在“好评返现”行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卖家的“好评返现”行为通过降低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对消费者接受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心理抗拒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此外，相对于心理抗拒特质弱的消费者，具有强心理抗拒特质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卖家“好评返现”行为的影响。因此，电商卖家在选择是否开展“好评返现”营销活动时，应综合考虑消费者的类型，以提高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和接受意愿。

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法宝，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法宝。 “一切为了群众”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价值旨归，“一切依靠群众”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方法。运用群众路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路径选择包括：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在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积极利用新科技手段贯彻群众路线。

摘要:研究范式是特定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等研究模型的统称，各范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范式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基于裁判者视角的规范法学研究范式，主要以法教义学和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二是基于立法者视角的社科法学研究范式，具体分为法律政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其中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与罗马神雅努斯的两面形象正相契合。面对新时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必须在这两类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进行第三种范式的探索和尝试，即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互补，唯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才能摆脱困局。

摘要: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摘要:养老问题关乎我国的国计民生，各个省市都在尝试养老新模式，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广泛认可的方案。新型社区健康养老模式是以社区医院为依托，建立完善的、适合各阶层收入的智慧型社区健康养老模式。该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养老机构、社区医院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基于智慧社区健康养老模式构建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

摘要:移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文化视野中的移民身份转换和认同经历了疏离阶段对“我是谁”的追问，以及融入阶段对“我们”的重新建构的复杂过程，并最终不得不面对移民城市杂糅文化语境中多重身份认同的新焦虑。

摘要:“行动”意识之于教育实践的根本旨趣在于消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张力，还教育以创造生成的本性。基于行动理论的内涵，反思教育行动的发生机制——行动与实践是“互感”的人类创始性活动，教育行动与教育实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需要将教育实践统合于行动的“范畴”，从而打破教育实践的唯理论惯性，将教育实践看作是人与人直面相对、相互影响并具有创新精神的行动过程。〖JP2〗同时，教育行动兼具主体性、交往性、生成性和公共性等属性，因此，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的建构策略在于以批判反思、探究创新和智慧建构行动规约，凸显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和创造性品质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摘要:价值澄清理论作为一种价值培养学说，以及指导、促进价值观形成的方法，主张通过个体自由选择、分析、澄清和评价的方法在诸多价值选择中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价值澄清理论以其突出的人本主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和较强的实践性而在西方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又存在价值相对主义、对个体与社会文化的互动重视不够等局限性。基于价值澄清理论的当代反思，立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现状，可从价值澄清理论中获得启示：教育者须秉承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者应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教育应注重“澄清过程”，思想教育应回归生活本身。

摘要: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摘要:“三大戏剧体系”说源自1962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中提出的“三种戏剧观”，此后孙惠柱先后提出过两个版本的“三大戏剧体系”，当前又逐步转向聚焦梅兰芳体系，引申出对京剧艺术表演体系、古典戏曲表演美学、戏曲表演体系等的讨论。理清“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论争，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梅兰芳与中国戏曲美学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摘要:霍桑在其小说中大量运用视觉叙事，目的在于对话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的神性视觉体验，以及西方二元对立视觉中心主义思想。霍桑在塑造珠儿这一令人费解的女童形象时，运用视觉叙事手段从主体延宕、主体构建，以及主体间伦理三个方面入手，呈现了主体建构的视觉性特征，以及主体间视觉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心理、伦理内涵，解构了超验主义式的本质主义主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