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重大原创性和鲜明标识性 的范畴。从生成机理看,“人类文明新形态” 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 的新文明,是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同步生成的新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 旧文明”,实现 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创造。从创新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独特文明内涵, 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文明底蕴,展现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主体性。从理论贡献看,“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 两个结合” 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根本途径,经由“术语的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时代元素和理论内容,推动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向普遍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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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颠覆性技术产业化催生的新型产业形态,具有前沿技术支 撑、产业间关联融合、应用场景突破和经济社会多维引领等特征。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而科技创新驱动生成的未来产业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发展未 来产业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促进绿色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未来产业牵引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发挥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向作用,做好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引领、加强未来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未来产 业技术攻关、促进未来产业链企业成长以及构建完善的未来产业生态支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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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其内涵特征、世界意义、历史逻辑等方面的理论阐释,而在实践中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策略研究和实现路径方面的探讨相对比较薄弱。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各行各业当下需要深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逐一阐释旅游业在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5个方面的内在逻辑,提出以旅游业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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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摩擦及冲突使得各国高筑关税壁垒,对跨国供应链体系造成了极大冲击,而关税较低 的国家又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探究关税和风险对制造商生产决策的影响迫在眉睫。通过讨 论分析原产国制造商、进口国零售商和进口国政府在供应链体系中的关系,建立S 模型、Z 模型和SZ 模 型,研究发现:直销市场的价格和市场需求量更容易受到关税的影响;制造商越偏好风险,越容易对新兴 生产基地进行开发,将供应链进行转移;关税、风险、供应链转移比例及转移部分用于批发的比例均会影 响制造商效用;在关税、风险和零售商的潜在市场份额等因素一定时,有效制定供应链转移比例和转移部 分用于批发的比例,更有利于制造商获取更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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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和南向班列是推进国家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重要举措,分析其物流空间联系有利于 整合和协调节点城市的物流资源。在搜集中欧班列51 个节点城市,新增24 个南向班列节点城市的实际 数据基础上,构建跨境铁路运输网络。利用熵权TOPSIS 综合评价法测算城市的物流发展水平,并采用修 正的引力模型研究城市间的物流空间联系。结果表明:跨境铁路运输网络节点城市的物流发展水平差异 显著,且网络中的节点城市物流联系主要表现为弱联系、较弱联系和中度联系,较强联系和强联系较少。 总体来看,该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海湾四 大区域。为了进一步优化跨境运输物流网络结构,最终选定深圳、苏州、重庆、成都、西安、济南、武汉为物 流枢纽城市,并将义乌和南宁作为备选枢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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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行为定向广告逐渐兴起,并成为企业个性化营销的重要手段。 如何提高用户对行为定向广告的接受意愿,增强其有效性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学术界针对这一 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从行为定向广告感知特性入手,以保护动机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 为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模型,并在运用SPSS25. 0 和AMOS18. 0 对所搜集的351 份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分 析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 探究行为定向广告感知特性引致用 户接受意愿的组态效应。回归分析表明:隐私关注、侵扰性会负向影响用户的广告接受意愿;个性化等3 个感知特性会对用户接受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广告态度会中介广告感知特性与用户接受意愿之间的关 系。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5 个感知特性都不是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它们会以组合的形式发 挥作用,共存在4 种引致用户接受意愿的特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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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已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作为经济运行微观主体的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也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文章以2012—2022 年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针对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联及ESG 表 现在其中发挥的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ESG 表现在其中发挥 了中介效应,环境和社会维度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国有企业和西部、中部以 及东北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指出:企业需将实施 数字化转型成为创新推动力,国有企业应成为领跑者,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企业也应后来者居上; 监管方需出台鼓励政策和评价方法,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ESG 表现优化;以投资者为代表的利益相 关各方需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努力,共同推动企业及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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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3—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利用Probit 模型和Poisson 模型进行 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1 个单位,居民选择生育的概率将降低2. 449 5%,并且生育孩 子的数量将减少1. 054 4%。这种影响在城镇居民、女性群体与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中体现得更为明 显,且在二孩政策出台后体现得愈发显著。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存在4 种机制:一是淡化了“养 儿防老”观念;二是改变了“男尊女卑” 观念;三是减少了健康对工作、生活的影响;四是提升了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进一步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阻碍更明显地体现在对生男孩的期待上,生女孩 的意愿则没有明显的前后差异。因此,加强互联网监管,引导居民形成积极的生育态度,将有助于缓解我 国少子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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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3—2021 年中国31 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标,结合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及空间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对平台经济的 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平台经济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激发平台创业活 力赋能平台经济发展。非线性检验揭示了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呈现“ 先高后低再高” 的动态门槛特征。 区域异质性显示,平台经济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的梯度格局,且数字金融效应在东部最为显著。 空间计量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完善数字金融体系能有效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效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结论为优化区域数字金融资源配置、通过数实 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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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在本土团队情境中检验两种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上述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采用多时段的研究 设计,通过158 个团队的920 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团队成员情感性关系图式差异性、工具性关 系图式差异性正向影响其差异化冲突回避;(2)团队成员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在情感性上下级关系图式差 异性与差异化冲突回避行为间起中介作用;(3)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与 差异化上下级关系;(4)团队多样性调节了团队成员上下级关系图式差异性通过差异化上下级关系影响 差异化冲突回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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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制造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内部资源局限导致企业无法适应快速发 展的市场需求。鉴于此,本文研究了资源互补视角下传统制造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新方法。首先,从 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环境资源4 个维度建立合作伙伴选择指标体系,并构建了基于粗糙集的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以此充分反映评价决策群体的真实感知,提高指标权重确定的合理性;其次,考 虑到候选合作伙伴选择中评价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构建集成粗数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R-TOPSIS) 的传统制造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模型,并通过融入上述指标权重信息计算各候选合作伙伴的评价 值粗数和粗数理想解,实现合作伙伴的优选;最后,以某传统制造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为案例研究对 象,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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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的重要形式,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的重要举措。但是伴随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入展开,也开始暴露出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成本虚高、供需失衡 等问题,甚至出现部分服务项目被撤购。项目撤购的出现,使人们对公共服务民营化产生了怀疑,是继续 民营化的脚步,还是反过来走向逆民营化?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公共服务必将坚定不移地走 民营化之路。撤购只是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危机阶段的逆向选择,应当把它当做公共服务民营化进程中 的一个可能出现的环节来看待。既要考虑到如何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尽 量避免政府撤购的发生,也要考虑到服务项目撤购之后政府如何迅速接手,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顺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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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和健康消费是中老年群体追求晚年生活品质的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提升消费韧性、构建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本文运用CHARLS 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探讨中老年群 体在收入型、保障型和认知型三类不同资源结构下对生活消费与健康消费的选择偏向。研究发现,收入 型、保障型和认知型三类不同资源结构下中老年群体对生活消费和健康消费的偏向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政府应针对这一特点对中老年群体进行更细化、更有针对性的消费引导。同时,不断拓展和优化中老 人群体的家庭资源结构,提升其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