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大政策着力点。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样本，采用2011—2021年275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双试点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后“宽带中国”示范比先“宽带中国”示范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更强；两种单试点和双试点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且对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和未加码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优化政策组合，合理安排政策实施顺序，推动经济高质量集聚和突破性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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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进而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并能通过赋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以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219个城市2011—2022年的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能够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推动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显著。因此，应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并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有效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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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为国内金融体系带来“资金供给”和“效率提升”的双重改进，能够在改善企业资金状况的同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发现：金融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吸收能力较低企业和中小企业，吸收能力较高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且金融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也较强；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资源错配程度的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能强化金融开放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金融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衰退期较弱，而在经济复苏期较强。因此，应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让金融开放的红利惠及各类企业，并不断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提升企业吸收能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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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试点在挤出高碳领域外资的同时也会促进低碳领域的外资流入，从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城市试点对高碳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效应减弱，而对低碳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增强。采用2005—2021年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抑制了试点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路径对外资流入产生了抑制作用；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不显著、显著抑制、显著促进；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规模较小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第一、二、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别为显著抑制、影响不显著、显著促进，表明随着低碳化转型的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强化了低碳城市试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加强环境规制，优化投资环境，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加快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经济低碳化转型的同时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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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战略升级（从被动的反应型向主动的前摄型转变）有助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化转型在驱动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同时，还能通过降本增效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2年的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环境战略升级企业比环境战略未升级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战略升级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企业环境战略升级具有更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和赋能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绿色金融创新发展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驱动作用、增强环境战略升级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重污染”的生产属性会限制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发挥。因此，应以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环境战略升级，以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环境战略升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并重点助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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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供应链上的企业行为相互影响。客户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其自身融资约束的缓解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能够通过供应链资金溢出和创新溢出传导至其供应商企业，进而抑制供应商企业的碳排放。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供应商企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客户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自身的利润增长率和现金流比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比，并同时降低自身和供应商企业的KZ指数、提高自身和供应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即可以通过供应链资金溢出效应缓解供应商企业的融资约束、通过供应链创新溢出效应促进供应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助力供应商企业碳减排；当客户为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时、供应商高管具有海外背景和属于非重污染行业时，客户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供应商企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在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同时，应完善供应链协同发展机制，增强供应链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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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三农”发展的信贷约束，并产生显著的发展主体培育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消费市场扩大效应，从而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构建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4—2022年1 61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到2022年东、中、西部的平均水平已十分接近；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乡村振兴，且三个维度的促进效应均显著，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民消费水平3条路径来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县域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县域中更强。因此，应营造良好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生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多元化场景，重视乡村的“硬件”完善和“软件”提升，改善创业环境，促进农业升级，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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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重要特征，深入探析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区域差异，对于推动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属性—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比较苏南Z县和湖北S县的农地流转制度实践，分析发现，乡村工业化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两地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差异。在苏南Z县，高度发达的乡村工业化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强化了农地流转制度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功能；良好的经济条件也为基层政府和村集体提供了充足的治理资源，形成了政社共治的农地流转治理格局。在湖北S县，非农产业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农地流转制度仍需具有福利供给的保障功能；薄弱的经济基础也导致基层政府和村集体治理资源匮乏，农地流转在社区内自发进行，形成关系治理的农地流转治理格局。因此，东部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应通过规范市场降低农地流转风险，中西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应在坚持村社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村集体的统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