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家庭通过参与更多更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4期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内的家庭收入，该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来实现，且对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更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创业发展两条路径来增加家庭收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城市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中更显著，而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中更显著；城市家庭、社会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实现，而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来实现。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发展的家庭增收效应和家庭收入差距缩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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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仅是新的生产要素，也是新的创新要素。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拓展提升创新要素、激励支持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创新发展；同时，政府数据开放还会对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创业发展等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以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逐批上线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21年我国26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政府数据开放可以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创业活跃度3条途径来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政府数据开放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等级较高城市、大数据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中更强；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城市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不仅能促进本地的技术创新，也能促进经济距离相邻城市的技术创新。因此，地方政府应在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的同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激励创业发展，以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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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风险防范工具，董责险既可能监督激励管理者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诱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以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12—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购买董责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表明监督激励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购买董责险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表明董责险的监督激励效应通过风险承担机制和融资约束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的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没有显著影响，表明董责险的机会主义效应未能发挥作用，不能通过管理者自利机制来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董责险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较差企业和金融发展较差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能够弥补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和金融环境的不足，有效促进存在某些劣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积极推动董责险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利用董责险的监督激励效应及其与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对公司治理和金融环境的补充作用，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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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不仅能够通过技术进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赋能其他生产要素并改善要素配置来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数字专利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员工中高学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例以及技术资产占比，同时还能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管理费用和代理成本，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通过优化要素结构和提升管理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成长性较高企业、西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依次减弱。因此，应将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政府、企业与高校三方联合共建数字技术人才高地，依托数字技术拓展企业的治理边界，并将企业家精神融入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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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冲击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然而，城投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有动机采取增信措施来抵消减税冲击的影响，甚至促使城投债利差下降。基于2017—2019年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实践，通过产业结构、减税点数和政策时间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减税冲击变量，分析发现：减税冲击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但地方政府会采取土地调控措施来为城投公司提供增信，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不升反降；具体而言，面对减税冲击，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整土地出让结构、提高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而是通过向城投公司注入土地资产、提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的路径来提升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抵押价值和信用水平，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由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因此，应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垄断格局；划清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调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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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能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载体的有效性和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准确灵敏性，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逐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2年的数据进行PSM—多期DID分析，结果显示：相比采用核准制发行股票的企业，采用注册制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高，表明实行注册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等金融资源优化渠道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对非国有企业和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但注册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异质性不显著。因此，应继续推动股票发行制度改革走深走实，以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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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会产生实业投资挤出、研发投入替代、会计信息质量降低等效应，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采用沪深两市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的分析发现：非金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对其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可以通过挤出实业投资、替代研发投入、降低会计信息质量3条路径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当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媒体监督较强时非金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较小，参与影子银行业务显著降低了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而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影响。可见，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效应主要作用于普通员工，而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改善可以弱化参与影子银行业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消极影响。政府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来压缩影子银行业务空间，并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业；企业应改善内部治理，通过优化薪酬管理机制实现普通员工劳动收入的稳定增长；媒体应发挥外部治理作用，促进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Abstract:

在企业改善ESG表现的过程中，高管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承担了较大风险，使得高管在企业内的地位和在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得以提升，并能够获得更多的风险报酬，进而导致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扩大。采用高管平均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之比来衡量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改善显著提高了高管的平均薪酬，但对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没有显著影响，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ESG表现改善能够通过增强高管议价能力和增加高管风险承担两条路径来扩大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ESG表现改善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员工议价能力较弱的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在大力推动ESG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企业ESG表现改善的内部薪酬差距扩大效应，并通过完善薪酬分配机制、提高普通员工议价能力等方式有效抑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