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摘要:贫困农户因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物权而难以进入金融市场，金融扶贫需要通过增信机制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践中的农户增信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农村外部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业保证保险贷款；二是基于农村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保证保险贷款制度以“保险合同”为增信标识，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合约基础上的经济性制度安排，其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合作博弈低效和需求刺激不足；农户联保贷款以“共同还款责任”为担保约束，是一种以社会资本内生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非经济制度安排，既有信用发现和监督惩罚的优势，又存在农户还款集体违约的风险。在精准扶贫目标下，湖南“瞄准”扶贫项目的农业保证保险贷款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而农户联保贷款还需要更多的模式创新，如激励乡村精英与贫困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