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资产的资产属性和数据属性决定了其可以改善企业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状态，从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企业年报，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通过“种子词筛选+AutoPhrase相似词扩充+SnowNLP情感极性分析”对企业的数据资产水平进行评估，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据资产增加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该作用主要由数据资产的处理和应用产生，数据资产获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数据资产增加能够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技术水平、抑制非效率投资、降低管理成本，从而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机制来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对数据资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环境不确定性、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和数字经济政策供给水平的提高会强化数据资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开发、积累和利用数据资产，政府应持续推进地区信息化、市场化和数字经济发展，以充分发挥数据资产的积极效应。

摘要:中国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是否合理一直备受争议，而资本回报率的高低是评价投资率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通过扣除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改进资本回报率的宏观测算模型，并对1978—2018年31个省区市的工业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以探究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演变趋势及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经过三个演变阶段，1978—1998年保持下降态势，1999—2011年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2—2018年则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且2011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工业资本回报率逐渐赶超东北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趋于收敛，且四个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和锡尔指数逐渐下降；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差异的收敛是资本区域错配程度减弱的反映。因此，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资本回报率并缩小区域差异。

摘要:资源错配的成因主要源自不同维度的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C-D确定性前沿参数模型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用OP协方差法对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度，进而从微观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资源错配的成因，结果表明：企业TFP异质性主要与其市场结构（垄断及规模经济）、所处地区（城市和省份）以及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有关；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各地区15.0%~52.7%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12.8%~45.1%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2.4%~8.5%的产出损失。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注重内部竞争优化，同时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职能。

摘要:使用农户模型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资源配置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单一要素价格的上升将使农业生产的所有要素需求下降；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的提高，会使土地供给者增加土地供给，同时也使土地需求者增加土地需求，并使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农户向生产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农村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均衡时的土地交易量越大。

摘要:运用1998—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测算资本、劳动配置扭曲指数及企业个体、总体扭曲指数，分析企业要素配置扭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检验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来源，结果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指数基本呈上升态势，劳动配置扭曲指数基本保持不变，总体企业扭曲指数略有上升；制造业的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高于其他工业行业，国有、集体企业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其他企业严重，东部地区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高于中西部；如企业能够有效消除要素配置扭曲，则工业企业总体TFP可提高25.56%，东、中、西部地区可分别提高27.34%、20.65%和27.21%，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潜在TFP增长空间明显高于非公有制属性的企业；资本劳动比提高和规模扩大是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来源，而出口密度、补贴密度、企业年龄、外资因素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摘要:采用1997—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物流业面板数据建立随机生产边界模型，利用Kumbhakar等（2000）的方法对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因素是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因素均存在对技术进步因素的抵减效应；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因素的作用逐年递减，而配置效率因素的作用逐年上升。进一步对我国物流业TFP增长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基尼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造成区域间物流业TFP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反映出各省区物流业发展存在较强的阶段差异。提升我国物流业长期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先进技术和方法引进带来的技术进步因素，还必须注重提高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配置效率；减少物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则需要提升落后地区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摘要: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摘要:在两岸三地经济合作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大中华区迫切需要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基于要素禀赋等理论，可以以上海、香港、深圳、厦门、台北5个城市为金融中心建设大中华区金融“金三角”。这一以城市集群为主体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模式，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大中华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形成一个能与传统大型国际金融中心相抗衡的新国际金融中心。大中华区金融“金三角”战略布局宜采取政府推进模式，由两岸三地政府主导这一进程；目前的主要措施在于推进统一的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开展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并以深圳前海为试点形成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摘要:应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1979—2009年中国地下经济规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增长幅度较大，1990达到了23.28%，1992年以后则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约为20%左右，但相对规模仍然偏大。税收负担、失业率和政府管制是影响中国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官方经济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

摘要:在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框架中，获取和分配适应性资金非常重要。在发展中国家，要实现适应资金分配的透明、高效和公平，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气候变化自然影响、国家的适应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影响气候变化脆弱性的最主要因素。应按照自然影响和适应能力（表征脆弱性）以及执行力（表征适应性效率）进行分组，建立一系列指标以实现适应性资金分配的透明、高效和公平原则。研究结果表明：自然影响和适应能力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越是脆弱性国家对适应性资金的要求越强烈，如非洲诸国，这些国家需要适应性援助（包括资金、项目等输入）；同时，必须提高这些国家的执行能力，才能实现资金使用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