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进而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并能通过赋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以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219个城市2011—2022年的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能够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推动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显著。因此，应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并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有效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摘要:建设数据交易平台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要素的积累、流通与共享，进而通过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绿色领域、推动技术进步更加偏向绿色发展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城市建立数据交易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72个城市2010—202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存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促进数字产业集聚3个影响渠道，且城市信用环境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强化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能够促进非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对资源型城市和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更显著，但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因此，应以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为抓手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善信用环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因地制宜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摘要:数字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绿色化转型，同时还能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减少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我国30个省份2010－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产业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表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数字产业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发挥。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以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化转型，强化数字平台建设以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摘要: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户种植活动的分散化，减少了农户的有效劳动时间，并阻碍了机械化作业的开展，不利于种植业的增产增收。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种植主导型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提高对其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家庭种植结构“非粮化”和村庄耕地流转率提高可以显著弱化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较高农户、老龄化程度较高农户、丘陵山区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因此，应促进耕地流转市场发育，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推动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效，拓展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降低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同时，有效缓解耕地细碎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

摘要: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摘要: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化可以促进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并缓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Brusselator模型进行经济学转译，构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推导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判定条件，并可进一步运用“全局熵—突变级数”评价模型刻画系统耗散演化的过程。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高技术产业相应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已形成耗散结构，大部分地区虽未形成耗散结构但正向耗散结构演进；样本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整体呈现“Ⅲ象限→Ⅱ象限→Ⅰ象限”的演化趋势，且“创新投入—创新环境”的评价值趋于提高，同时各地也具有不同的耗散演化特征。在增加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新环境的改善，并积极构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各地区既要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也应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进。

摘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摘要: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维度有了新的赋能：在“发展导向”维度突出“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在“经济增长”维度突出提高“智能产业”的密度，在“要素流动”维度突出利用“云”缩短距离，在“机制创新”维度突出通过“万物互联”减少分割、创造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但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应率先实施全面智能化战略，通过全域智能化和全业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

摘要:产业政策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生产，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两者都能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作用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是同向的（都是促进或抑制）而具有协同性，且对于不同的产业这种异质性和协同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环保产业的政策敏感性，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由于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政策耐受效应）；环境规制由于是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规制强度的加大不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减弱；同时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具有比仅实施单项政策更优的政策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促进更大，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忽视对需求侧政策的使用和优化，应充分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并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以寻求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