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摘要:当前我国农民自身增收能力较弱，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下的低水平就业能力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根据在重庆市的调研资料分析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教育—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收入”是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路径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根本途径。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摘要:近年来重庆市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制约重庆市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约束、结构约束、市场约束、素质约束和转移约束。应进一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多样化经营和联合经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并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