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大政策着力点。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样本，采用2011—2021年275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双试点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后“宽带中国”示范比先“宽带中国”示范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更强；两种单试点和双试点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且对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和未加码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优化政策组合，合理安排政策实施顺序，推动经济高质量集聚和突破性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摘要:产业政策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生产，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两者都能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作用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是同向的（都是促进或抑制）而具有协同性，且对于不同的产业这种异质性和协同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环保产业的政策敏感性，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由于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政策耐受效应）；环境规制由于是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规制强度的加大不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减弱；同时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具有比仅实施单项政策更优的政策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促进更大，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忽视对需求侧政策的使用和优化，应充分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并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以寻求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