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和社交模式的重构能够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同时，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环境改善效应、收入分配效应等也有助于社会焦虑的缓解。基于焦虑关键词百度搜索量构建社会焦虑指数，采用293个城市2011—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社会焦虑水平在2013—2018年明显上升，在2018年之后趋于稳定，东部城市的社会焦虑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缓解了社会焦虑，并能够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收入不平等3条路径缓解社会焦虑；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焦虑的缓解作用，在中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强，在创新水平较高城市比创新水平较低城市更显著；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缓解了中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城市的社会焦虑，但对东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城市、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城市社会焦虑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构建和完善民众心理健康的数字化干预体系，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社会焦虑的缓解作用。

摘要:农户的数字能力增强不仅能降低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门槛和成本以及市场风险，还能提高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预期收益。采用2020—2023年在陕西和甘肃两省抽样调查的1 633份问卷数据，从数字技术接入、数字平台使用和数字信息获取3个维度评价农户的数字能力，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农户的数字能力增强显著促进了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数字能力增强能够通过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认知、降低农户的信息获取难度、提高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3条路径促进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种植面积的减小、县域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数字能力增强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大；相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低的农户，数字能力增强对农业收入占比较高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不断提升农户的数字能力，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认知，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农村数字化发展，有效促进农户积极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摘要:企业数据资产化不仅是增加数据资产，更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资产的价值，从而更好地以数据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数据资产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的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环境绩效、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自用型数据资产化和交易型数据资产化都能改善企业ESG表现，其中自用型数据资产化的改善效应更大；数据资产化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价值链升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3条渠道改善企业ESG表现；数据资产化的ESG表现改善效应具有普遍性，能显著改善各类企业的ESG表现，但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的ESG表现改善作用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完善数据资产及ESG相关制度，推动企业数据资产化，并为充分发挥数据资产化的ESG表现改善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提高数据资产化水平，不断改善数据资产信息和ESG信息披露质量。

摘要:突破性技术创新需要组织、配置、利用多领域的知识资源，大数据应用可以从知识多元化和吸收能力等方面优化企业知识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大数据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水平，并通过推动知识多元化和提高知识吸收能力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高弱化了大数据应用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该调节效应仅在竞争性行业中显著；大数据应用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比管制性行业更显著，在国有企业、知识多元化水平较高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东部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显著，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中西部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中不显著，在知识多元化水平较低企业中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因此，应加快推进大数据应用，着力提升企业知识多元化水平和知识吸收能力，构建兼顾知识流动与创新激励的动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效促进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

摘要:政府“逐绿而进”会引导和激励企业“向绿而行”。政府绿色采购有助于企业设定明确的绿色航向，并通过市场需求、制度约束、声誉机制等驱动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环境责任。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3年数据分析发现：政府绿色采购显著促进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并能提高企业受到环保表彰的概率，抑制企业环保违规行为；政府绿色采购能够通过增加绿色投资（加大环保投资规模和提升环保投资强度）和强化绿色创新（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和绿色创新偏向）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政府绿色采购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竞争程度较高行业企业、环境规制较弱地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但对国有企业、竞争程度较低行业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没有显著影响；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能够显著提高其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表明企业在“向绿而行”的同时能够实现“向绿图强”。因此，应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引导作用。

摘要:创新型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创新，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两项政策同时实施能够产生“创新促进+绿色导向”的政策叠加效应，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3年的数据，将创新型城市试点和《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和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两项政策叠加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单项政策；创新型城市试点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路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推动绿色转型路径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两项政策同时实施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和推动绿色转型双重路径产生政策叠加的增效作用；创新型城市试点、绿色信贷政策、两项政策叠加对等级较高城市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三者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和配合，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政策的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策叠加的增效作用。

摘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不仅能促进技术进步，推动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还能加速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转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使用结构，从而提升碳排放效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2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向量夹角法测算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NDDF）评估碳排放效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显著提升了地区碳排放效率，这种提升效应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两条渠道来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应在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显著，但在技术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不显著。因此，应积极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

摘要:新《预算法》规范了地方政府收支行为，改善了政府预算信息披露，可以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增加企业实体投资的收益，从而抑制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和逐利性动机持有金融资产。采用2009—2022年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新《预算法》实施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新《预算法》实施显著缓解了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收益率，能够通过资金保障机制和收益激励机制抑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新《预算法》实施显著抑制了公司治理水平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财政压力较大地区、国家审计监督强度较高地区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但对公司治理水平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低、财政压力较小地区、国家审计监督强度较低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加大政府预算公开力度，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收支行为，强化审计监督，充分发挥政府预算法治化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应。

摘要:通过在队列要素模型中引入NM模型预测的动态死亡率将长寿风险嵌入精算评估框架，依据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构建区分“老人”“中人”“新人”群体和区分“男性”“女性干部”“女性职工”类型的养老保险精算模型，预测2024—2050年的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分析表明：在预测期内，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险职退比的持续下降；寿命延长虽会推迟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赤字的时间，但也会扩大赤字规模，增加财政负担；延迟退休既能延后赤字出现时间，又能缩小赤字规模，从而提升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在延迟退休情形下，分别提高征缴率、缴费率、覆盖率均有助于提升养老保险可持续性（提高征缴率的效果最佳），且政策组合的综合成效比单项政策更显著，其中同时提高征缴率和缴费率、同时提高征缴率和覆盖率的效果明显，而同时提高缴费率和覆盖率的作用较弱。延迟退休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养老保险的财务风险，应重视和发挥其与提高征缴率、缴费率、覆盖率等政策手段相配合的综合作用，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可持续性。

摘要:作为一种引导型税收激励，增值税留抵退税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产生节能和增产双重效应，进而提高企业能源效率。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22年的数据评估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显著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增值税留抵退税既能通过增加环保设备投资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的节能路径，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生产性投入的增产路径提升企业能源效率；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企业更显著；增值税留抵退税显著提升了环境监管力度较大地区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融资约束较强企业的能源效率，但对环境监管力度较小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融资约束较弱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增产，不断提升税收激励的绿色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