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分别有八大领域，各领域的开放及各领域内的开放有水平层次之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还要提高各领域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战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策略意义上的开放，后者更需要高度理性和专业化的决策。高水平对外开放须正确把握和顺应开放的基本规律，并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及国际形势的现状和走势有准确的认知。目前存在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偏差，比如，高估中国经济增长率、实力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误判他国对外经济战略取向，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律认识不够等，需要得到纠正。应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不能简单地以“中国思维”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或思想市场，加快培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寻求与美国等主要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允许不同地区相机选择不同的开放策略、重点和节奏等。

摘要: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摘要:我国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市场化发展统一起来。因此，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采取分类分层改革的方式，以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为重点环节，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经历了改革准备、初步酝酿、试水调整、推广深化四个阶段，探索形成了四化管理、自愿转身、灵活市场化、部分市场化等典型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市场化选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契约化管理存在难点、差异化薪酬设计不合理、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监管及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重塑企业文化，增强市场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完善治理体系，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

摘要: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加剧了其融资约束及投资挤出，导致其经营状况恶化风险加大，税前可列支金额减少，税盾的节税效应削弱，税负粘性和税负痛感增强，进而产生更大的绿色化转型压力。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税负粘性显著存在，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重污染企业的税负粘性，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样本优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削弱债务税盾效应的路径来加剧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而非债务税盾未能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相对来讲，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成长期重污染企业、税收征管强度较大地区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负痛感；利用好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应，促使重污染企业将转型压力转化为转型行动；加大对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并避免因过度税收竞争导致企业税负过重。

摘要:数据资产的资产属性和数据属性决定了其可以改善企业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状态，从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企业年报，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通过“种子词筛选+AutoPhrase相似词扩充+SnowNLP情感极性分析”对企业的数据资产水平进行评估，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据资产增加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该作用主要由数据资产的处理和应用产生，数据资产获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数据资产增加能够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技术水平、抑制非效率投资、降低管理成本，从而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机制来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对数据资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环境不确定性、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和数字经济政策供给水平的提高会强化数据资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开发、积累和利用数据资产，政府应持续推进地区信息化、市场化和数字经济发展，以充分发挥数据资产的积极效应。

摘要:基于27篇重要文献筛选出企业特征、治理特征、地区特征3个维度的18项变量，采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最为关键的5个因素依次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专利存量；企业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企业规模、年龄和专利存量，治理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拥有IT背景高管，地区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数字化水平较低企业受企业年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数字化水平较高企业受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非高新技术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高新技术企业受市场化水平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目光长远企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短视主义企业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受企业规模和年龄的影响更大；中心区企业受企业年龄的影响更大，非中心区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应放在助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中小及新建企业、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

摘要:电子商务促进了农民与市场的有效连接，带动了农民就业创业增长，并弱化了低收入农民的信息劣势，可以同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农民收入差距，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利用我国1 996个区县2014—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及CHIP 2018的农户数据，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综合评价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程度，以淘宝村数量衡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RIF回归分析发现：淘宝村数量增加提高了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降低了农民的基尼系数，显著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电子商务主要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经营性收入增长的路径来增加农民收入，而对农民就业及其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收入水平较低区县、国家级贫困县、离中心城市较远区县、中西部区县更强。因此，应当加快欠发达地区及偏远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加强对低收入农民的扶持和帮助，提高电子商务的益贫性和普惠性，有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摘要: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户种植活动的分散化，减少了农户的有效劳动时间，并阻碍了机械化作业的开展，不利于种植业的增产增收。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种植主导型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提高对其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家庭种植结构“非粮化”和村庄耕地流转率提高可以显著弱化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较高农户、老龄化程度较高农户、丘陵山区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因此，应促进耕地流转市场发育，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推动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效，拓展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降低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同时，有效缓解耕地细碎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