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摘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摘要: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则为治理信息披露违规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将“金税三期”工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和次数，其中存在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抑制信息披露违规的双重传导路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信息披露违规次数的抑制作用，而对信息披露违规发生则表现出两者具有替代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强化税收征管并采取差异化措施，企业则应不断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治理功效。

摘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延续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国有企业议题单独成章的做法，并设置了较私营企业更严格的条款：重新定义国有企业以增强规制的针对性（重点针对中央一级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型国有企业），扩张非歧视原则（不仅包含最惠国待遇，还包含国民待遇）以强化国有企业的义务，将商业考虑原则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项独立义务，扩大国有企业补贴规则的适用范围、明确国有企业作为补贴主体的适格性，设定更全面更高标准的国有企业透明度义务。CPTPP国有企业规则及其背后的竞争中立原则与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目标一致性，但由于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较少考虑国际市场的制约因素，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未能实现良好衔接，申请加入CPTPP则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双重契机。应优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减少政府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干预，清理不合理的补贴政策，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制接轨；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谈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争取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摘要: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摘要:地方政府降低实际税负的税收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流入、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但其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也可能加剧经济波动，阻碍地区经济韧性提升。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经济韧性，采用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1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城市群之间经济韧性差距趋于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韧性提升，并存在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提高创新能力3条影响路径；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增强，并表现出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但税收竞争力度过大无益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应理性对待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效应，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改善政府行为，使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并积极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摘要: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