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数字化会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并改变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生产任务”模型和“肌肉—大脑”假说，产业数字化通过改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对价格、促进女性劳动力就业竞争力提升和相对优势发挥等，产生女性偏向的工资增长效应，从而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将地区（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库的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相匹配，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该作用对女性劳动者更为显著，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可以显著缩小低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高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数字化对中低工资群体具有显著的促进工资增长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作用，但对高工资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各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应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并优化女性就业结构，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工资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

摘要:数字化转型可以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渠道，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和风险，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由于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更大；由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直接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大。采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比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国际化经营概率和水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和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恰当的数字技术。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摘要: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的区域互助机制，对口支援在脱贫攻坚、应急管理、区域治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横向转移支付和生产要素流动与转化两个视角探讨了对口支援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了对口支援实践中的经济支援和智力支援两类政策工具，并探究了对口支援在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改善贫困治理、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效应。经过萌芽、探索、完善、升级四个阶段的演变，对口支援从单向的输入帮扶转向双向的合作共赢，实施领域不断拓展，政策工具不断创新，但也存在政府作用需要优化、参与主体积极性有待提高、实施效率欠佳等问题，应积极探求新时代对口支援的新路径、新模式。总体上看，对口支援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需要加强基础理论和战略规划研究，通过全面总结多样化多层次的实践模式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中国经验，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并积极创建相关数据库和改进实证方法以提高经验分析的准确性。

摘要: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摘要: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消除市场壁垒、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之一。以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2015—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价格法测算样本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衡量样本城市的空气质量，分析发现：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物排放，从而改善空气质量；区域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等路径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和环境治理压力加大不仅可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而且能够强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治理压力的调节效应，在下游地区比上游和中游地区更强。因此，应健全区域协作机制，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建立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发挥市场一体化与环境治理的协同作用。

摘要:企业金融化受到金融资源供给的影响，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的提高可能会抑制企业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金融资产配置，而对追逐利润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则具有促进作用。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银行机构数量来衡量样本企业的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分析发现：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且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上（对短期金融资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样本企业在样本期间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追逐利润动机；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促进企业金融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监管的强化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弱化金融资源地理邻近性提高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合理布局金融资源，提高实体部门利润率，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并加强金融监管，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有效遏制企业过度金融化。

摘要:企业异地投资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市场拓展和竞争力提升，还可以优化资本要素空间格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高铁开通有利于商品要素资源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对企业异地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采用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该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城市与投资对象所在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经济规模差距、技术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距的增大而增强，从而强化了企业异地投资流向的非对称性（更多地流向市场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存在最优半径范围（600~900公里）和“城市群效应”，对城市群内的企业异地投资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新基建水平较高地区、高等级城市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异地投资促进效应。应加快完善高铁网络建设，破除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有效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增量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