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摘要: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摘要: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摘要:慈善捐赠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而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促进企业绩效增长；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吸引媒体关注，由此带来的正面报道增加则可以通过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强化声誉机制的作用。对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慈善捐赠行为和增加捐赠力度均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其中媒体报道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慈善捐赠增加—媒体报道增多—企业绩效增长”的传导路径；得益于“光环效应”和“明星效应”，盈利能力较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得益于信息传播及资源配置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企业的正面和中性新闻、原创新闻增加有利于绩效增长，而负面新闻、转载新闻的影响不显著，报刊和网络媒体新闻增加均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因此，应营造良好的捐赠制度环境，并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高质量发展增强媒体的催化剂作用，使企业在通过慈善捐赠回馈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摘要: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中的技术溢出状态对创新和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在完全信息动态和静态博弈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非法技术溢出提高创新者的创业利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合法技术溢出提高模仿者的创业利润，从而同时促进创新者和模仿者的创业活动。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8年27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检验发现：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专利密集型产业的新创企业和有软件著作权信息的新创企业增加，其中存在加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增加技术供给和引用的中介机制，且这种创业促进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和专利转让数量较多的城市中更为明显。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减少非法技术溢出和增加合法技术溢出的双重路径产生显著的创业促进效应，在非法技术溢出较少和合法技术溢出较多的情形下，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的创业促进效应更大。因此，应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健康发展。

摘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保持要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的稳定增长，更要注重其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则可以有效促进高质量外资流入。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20年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能够显著促进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其中存在试点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FDI流入的机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成本低城市的FDI流入，但会抑制劳动力成本高城市的FDI流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FDI流入促进效应在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更加明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FDI影响高质量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促进FDI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进一步推动创新质量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而助力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继续扩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充分发挥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作用。

摘要:科技人才需求预测是国家合理制订人才政策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基于科技人才需求的数据特征，构建适用于科技人才需求预测的新型离散灰色模型FODGM(r,1,kθ,u)，该模型实现了系统发展灰信息非线性规律的较好反映以及累加阶数作用范围全实域拓展，缓解了原始序列中极值对模型性能的影响，能够有效模拟科技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与演变规律。应用该模型对我国科技人才需求量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科技人才需求量呈逐步上升趋势，预计2026年我国科技人员全时当量将达729.258万人年，科技人才需求端压力较大。相关部门可以根据预测结果制定缓解我国科技人才需求端压力的对策。

摘要:随着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渠道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不仅成为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改善经营绩效的有效路径。以广东省75家农村商业银行为样本，采用 2013—2021年季度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渠道多元化促进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长，并能抑制经营绩效波动，这种经营绩效提升效应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商业银行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更为显著；产品多元化对渠道多元化影响经营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贷款产品多元化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对渠道多元化促进经营绩效增长和抑制经营绩效波动均有强化作用），而存款产品多元化总体上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对渠道多元化促进经营绩效增长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弱化渠道多元化对经营绩效波动的抑制作用）；渠道多元化可以通过增加客户忠诚度、提高竞争防御能力两条路径来抑制经营绩效波动，产品多元化对该中介机制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贷款产品多元化发挥“正—正”的正向调节作用，存款产品多元化发挥“正—负”的负向调节作用。农村商业银行应采取渠道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双轮”驱动策略，通过渠道与产品的有效配置协同促进经营绩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