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失灵和行政性因素都会导致要素市场扭曲，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弥补市场失灵改善要素市场扭曲，但要素在高行政级别城市的过度集聚会破坏数字经济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的机制。采用2011—2019年27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市场扭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影响主要源自对劳动要素市场扭曲的加剧，且劳动力集聚程度越高加剧效应越强；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市场扭曲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主要源自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对于流动性较强和数字经济渗透度较高的资本要素，数字经济的市场扭曲改善效应较大（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而要素过度集聚对数字经济改善市场扭曲机制的破坏较弱（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因此，应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以完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促进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从高级别城市向低级别城市的自由流动，以推进劳动数字化智能化增强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渗透度，进而有效改善要素市场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摘要: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备，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偏差导致劳动投资非效率的现象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优化和管理改善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失误，且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对劳动投资决策失误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作用对劳动投资不足更为有效。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投资不足的缓解，而对劳动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显著存在，而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各种红利来优化劳动投资决策，不断提高劳动投资效率；政府应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摘要: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16年和2017年设立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有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有效提高碳生产率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利用2004—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控制法分析福建、江西、贵州三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三省碳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其他26省份的均值，且福建省比浙江省、江西省比安徽省、贵州省比云南省有更快的碳生产率增长；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产生了明显的碳生产率提升效应（福建省、江西省、贵州省的年均政策效应分别为0.1378万元/吨、0.0654万元/吨、0.0403万元/吨），该结论在时间安慰剂、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用信息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等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产生了明显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善效应、技术进步促进效应、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应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摘要:利用2007、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的分解，刻画为满足国内最终产品需求而在生产环节上形成的省域及产业循环格局：在需求侧，省域和产业的三种循环中均是省内循环占主体地位，并表现出利用国内分工（特别是省际分工）替代国际分工的趋势；相对而言，先进省域（东部沿海区域)的生产更多地使用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因而更易受到国际供应变化的影响；同时，先进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矿产能源领域存在更大的被“卡脖子”和断供的安全隐患。在供给侧，各省域的省内循环占比均较高，形成了由本省需求驱动本地生产资源整合的省内循环模式；政府消费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最高，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而采矿业和制造业驱动省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在省际循环网络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处于核心位置。面对“卡脖子”和断供难题，应通过加强省际循环来积极应对，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积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导致中心城市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运用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地”模型分析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城市间距离的增加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选取12个单中心省域和6个双（多）中心省域，以2006—2019年为样本期间的分析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目前，多数省域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中心模式，少数采取多中心模式。有条件的省域应适时采取多中心模式或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同时也要重视和激励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及其从业人员效用水平的提高。

摘要: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宽带的建设和普及具有普遍的居民增收效应，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数字红利”的差异，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进而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利用2012—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多期DID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同时促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较小且滞后，因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就业效应（促进高技术行业就业、挤压低技术行业就业）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建设）而减小，随着数字经济渗透度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增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城乡差距，尤其是“宽带鸿沟”和“数字鸿沟”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宽带红利”和“数字红利”较小。因此，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减小和消除和“数字鸿沟”，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国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主要关注其体系构建，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2年主要关注其组织发展，2013—2016年重点关注其机制完善，2017年以后重点关注其在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关键作用。相关研究集中在发展动力、实践模式、作用成效、问题应对、影响因素等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动力来自现实需要、政策要求、市场作用，各地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药化肥投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临供需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对象定位不清晰等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受到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信息来源、风险偏好、要素相对价格、土地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未来需要提高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深化动力机制研究，系统总结典型模式，优化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并加强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适用性和服务组织的风险分担等难点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