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优势所在。要从辩证法、两点论来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科学理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理，并在实践中形成政府与市场共生共赢的关系和“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键，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环节均应以市场逻辑“在场”，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市场、面对企业，更需要积极探索和把握与有效市场的相处之道。地方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处应遵循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和中央政府的顶层规则，在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保障的科技支撑和风险可控的投资支撑，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要培育和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在投资领域要建立“以人为本”“需求决定投资”“风险最小化”的有效投资体制机制，在改善发展环境领域要以营造“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为主线重点改善政策环境、宜商环境、人才环境、文化环境。

摘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进而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变迁逻辑的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层次结构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其演变历程能够反映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市或挂牌标准决定了其他相关配套制度且作为一个多维标准具有较强的区分度，因而按上市或挂牌标准对资本市场进行层次划分具有制度分析优势；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表现为从无到有、从主板市场开始、从高层次市场向低层次市场不断拓展丰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和目的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且政府对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遵循风险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总体来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变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成功的。因此，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应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要避免成为“脱实向虚”的助推器；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应寻求低风险低成本的最优制度变迁路径，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浪费社会资源。

摘要:在“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经历了“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在政策和时间维度上从扩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演进，在空间格局上从东部率先开放向东西协同开放进化，在主要功能上从单一（如出口加工区）向复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变和开放制度的演化，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还推动塑造了不同阶段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和以日韩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应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多区叠加和东西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深化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加快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强化对外开放平台以点带面的功能和优势。

摘要:当前，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零工经济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对零工经济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首先，在CNKI和WOS数据中以CSSCI、CSCD期刊和SSCI/SCI/JCR的Q2以上分区期刊为范围进行检索得到2009—2022年关于零工经济研究的中英文文献740篇，对其进行学术史梳理发现，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3个阶段，但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然后，基于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用工企业）从行为主体角度提炼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研究视角，同时通过文献编码归纳出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劳动经济学6个研究范畴，由此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最后，利用该框架对零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和展望。应进一步拓展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融合多视角研究，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协同开展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的系统化研究促进零工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为零工经济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摘要: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摘要: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摘要:行政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行政区划调整须促进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才能有效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撤县设区”弱化了被撤并县域与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可以促进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外部融资增加，并通过产业集聚的竞争加剧效应和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采用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其中存在“撤县设区—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3条影响路径；“撤县设区”的民营企业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撤县设区”促进了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但对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撤县设区”并未对周边未撤并县域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应将构建统一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营造更为开放公平共享的市场环境，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