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台垄断是数字经济在其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之一，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引导数字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明晰平台垄断形成的机理。鉴于平台租金是数字平台谋利的主要方式，基于数字劳动的产生及其特征探究数字平台租金的生成及其特性，为正确认识和对待平台垄断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本文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依据，剖析数字平台租金的“一般”和“特殊”：首先，通过溯源“平台”概念明晰信息的特征及其在平台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结合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抽象出的“租金一般”规律，阐明平台租金源自平台对信息所有权的垄断，表现为平台内外生产效益的差异化，并因优质平台稀缺引致的经营权垄断而得以长期维系，此为“一般”；其次，不同形式的租金映射着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劳动方式，数字技术革新使得劳动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无目的的劳动、非物质化的劳动对象以及复杂化的劳动资料成为现实并构成数字劳动的主要特征，相应的，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平台租金直接表现为数据租金，呈现出指数积累和两极分化的态势，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受众惯性，此为“特殊”；此外，数字平台的各租金形式处于动态的历史关联之中，并必然地演变为垄断租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双边垄断模型，用以解释数字平台的垄断机理：一方面，数字平台向非经营性用户隐性地收取产品租金，并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向经营性用户收取显性的货币租金，并迅速转变为垄断租金；进而，个别数字平台依托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不断尝试建构生态垄断，以期持续性地再生产出新的垄断关系。上述分析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垄断提供了以下思路：在短期内，需优化税制结构并考虑增设新税种，如数字资源税；在中期内，应注重规范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数字平台的使用秩序、竞争秩序和经营秩序持续改善；在长期内，破解数字平台垄断这一现实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平台以至数据要素的公共占有，因而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公共信息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战略性新兴企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文献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基于单因素视角，较少从系统论角度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基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从技术进步、组织运行、环境支持3个维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TOE分析框架，进而选取技术创新成果、人力资本水平、数字化转型、盈利能力、融资约束、政府补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7个前因变量，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514个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考察。研究发现：（1）任何单一条件都不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某些条件上不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2）各条件的联动匹配产生了明显的组态效应，一些条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进而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多样化的组态（6种）；（3）每一种组态都具备4个以上的核心条件，且分属于3个维度；（4）“技术创新成果多”与“人力资本水平高”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同时具备“技术创新成果多”和“人力资本水平高”可以弥补组织运行劣势，表明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5）“受到的融资约束低”和“获得的政府补助多”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资金充足和政府支持；（6）“获得的政府补助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非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核心条件，进一步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组态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解释多种因素的联动匹配效应，揭示“殊途同归”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同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fsQCA分析为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组态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企业和政府采取差异化策略，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企业应充分利用前因条件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更好地发挥整体组态效应，持续推进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缓解资金压力为重点，积极支持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环境污染不但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而且可能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演化为一种或多种经济风险。生态风险与经济风险具有内在的联系，然而现有文献对两者的演化效应和路径缺乏深入研究，尤其缺少经验证据。本文选择生态风险中较为普遍和显性的雾霾污染和最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风险，探讨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路径。首先，地区雾霾污染加剧会恶化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但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反映到企业经营绩效的显性指标上；然后，生产经营风险的提高会驱动企业融资需求增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雾霾污染引发企业经营风险的隐蔽性，金融机构面对这种借贷需求增长往往会采取“弱控制”策略，导致企业的负债规模和偿债压力显著增加（尤其是短期负债）；同时，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的恶化使企业的现金流和抵押品价值减少，导致企业的偿债能力减弱；进而，在偿债压力增加和偿债能力减弱的双重作用下，企业的信贷违约风险加大；进一步，雾霾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的持续加大，会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更大的信贷违约风险，进而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采用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和县域PM2.5浓度及天气数据，并以大气层逆温差为工具变量的实证分析发现：地区PM2.5浓度的增加会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成本和销售费用上升，但对销售额和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并在提高企业总负债、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比率、利息支出、财务费用的同时降低主营业务收入和固定资产合计，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偿债压力和减弱企业偿债能力的路径产生金融风险演化效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2012年“新标准”实施后，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效应不再显著，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但可以从源头上消除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控制机制来阻断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路径。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微观层面（企业和金融机构）探讨了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路径，拓展了雾霾污染的经济效应研究，并深化了生态风险与经济风险之间的演化研究，同时也为雾霾污染的金融风险演化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潜在的金融风险演化效应，应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以及完善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控制机制等来阻断其演化路径，以更有效地防范重大金融风险。

摘要:“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摘要: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摘要: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采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摘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将企业的精准扶贫经验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企业精准扶贫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群行为具有乘数效应，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的研究局限于地区和行业层面，有待拓展和深化。由同一人在不同企业兼任董事形成的董事网络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具有很强的信息传递功能，能够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信息获取质量，并通过企业间的学习机制产生同群效应，进而导致同群企业的行为具有趋同性。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经验分析发现：（1）总体上看，董事网络的形成会促进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表现为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和扶贫资金投入均明显高于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2）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显著存在，表现为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和扶贫资金的投入）会因同群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增加而增进，且这种同群效应在不同类型董事网络中、对于不同扶贫方式均显著存在；（3）董事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产生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结构洞位置和董事会开会次数的增加会强化同群效应；（4）企业精准扶贫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与同群企业帮助脱贫人数显著正相关；（5）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表现为同群效应带来的精准扶贫行为增进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和政府补助增加。此外，除基于董事网络的同群企业外，同地区、同行业的同群企业也存在显著的精准扶贫行为趋同现象。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和深化了董事网络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企业精准扶贫的经验分析，有助于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广泛存在，并产生了积极的乘数效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并进行合理的方向指引；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信息沟通和相互学习，充分利用多维度的同群效应积极投身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赢。

摘要:2022年是三峡工程建设三十周年，总结三峡工程的建设成就，展望三峡库区的发展前景，对于进一步提升三峡工程效益、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水利水电库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4月2日，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三峡大学、湖北省区域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了“三峡工程建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1年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年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三峡工程效益、三峡库区生态屏障构筑、人口变迁与移民生计扶持、污染源及风险源治理、景观生态风险防控、国家公园建设、库区工业布局、绿色金融发展、智慧能源开发、消落带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国之重器”，三峡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环保、科技、水资源综合利用、文化旅游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的功能效益，并有效推动了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我国流域安澜、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构筑初具成效，移民扶持政策和农村电商发展有效提升了移民生计，库区人口发展趋势总体向好，建设三峡国家公园的条件与机遇也得天独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未来三峡库区发展的主要目标，应以生态整治为基础、以绿色发展为动力、以协调发展为保障，加快构建三峡库区生态大保护新格局。在生态整治方面，三峡库区应全力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强化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建立和完善污染源及风险源治理体系和机制，积极防控景观生态风险；在绿色发展方面，三峡库区应坚持绿色发展导向，算好“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统筹推进绿色发展，并以工业空间布局调整为抓手优化绿色发展格局，以绿色金融发展为重点强化绿色发展支撑，以智慧能源创新体系构建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在协调发展方面，三峡库区需要协调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人口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此外，有学者还建议举办“长江三峡国际论坛”，向世界讲好“三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