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权益和社会伦理内容不断演进，公共服务的范围也随之扩展，形成由“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组成的公共产品谱系。为解决公共产品供需之间的矛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PPP模式应运而生。PPP有多种具体模式，理论上讲，政府采购工程与服务、特许经营、股权合作分别适用于“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其中，“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是指根据传统经济学概念定义具有直观的私人产品属性，但社会共同价值取向和集体政治选择又确定其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然而，由于其在实际形态上存在或无法完全排除竞争性和排他性，传统的政府供给方式效率不高，让市场主体参与其供给成为最佳选择。采用PPP方式供给“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应选择兼具建设能力和运营资源的社会资本方，并让其参与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等公共产品供给全过程，进而形成和发挥建设运营聚合体的提质增效优势；在此过程中，既要保证社会资本方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以激励其积极参与，也要通过有效监督和绩效考评形成对社会资本方建设和运营行为的约束激励机制，进而实现公共产品的高效和优质供给。然而，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参与主体认识上的不清晰以及相关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目前在“权益-伦理型PPP项目”实践中存在建设与运营割裂、资产权属不清晰等问题：社会资本方往往具备建设资质但缺乏运营经验，在项目建设完成后将项目运营转交至事业单位或其他运营主体，项目建设筹资问题虽得到解决，但公共产品的高质量供给却被忽视，PPP模式的资源整合效应未能充分发挥；项目的资产权属问题在法律层面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资本方担心既得不到固有的产权利益，也拿不到长期的运营收益，因而更看重建设施工利润等短期回报，不利于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长期互信和合作。因此，应加快PPP项目运作的法治化建设，在促进所有PPP项目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发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强化、优化“权益-伦理型PPP项目”的“建设-运营一体化”机制。要在立法层面形成PPP模式明确的权属结构和权责分配架构，并建立和完善基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和多主体参与的监督机制。此外，还应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锐意创新，提高相关人员素质，促进“权益-伦理型PPP项目”的改进和高质量发展。

摘要:“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摘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摘要:金融服务贸易不但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内外要素流动和配置的重要渠道，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货币国际化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本文认为，一国的货币国际化水平提高使本国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认可度增强、使用范围和领域扩大，可以降低其金融服务贸易中货币兑换产生的显性交易成本和汇率波动带来的隐性交易成本，也有助于其国内金融业发展质量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而扩大金融服务贸易的有效需求，并提升和优化金融服务贸易的供给质量和结构，从供需两端发力提高本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只有当货币国际化水平持续显著提高时，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效应才会显现，而金融业开放则会显著强化该效应。基于货币的三大职能构建货币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澳元、加元和瑞士法郎等8种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进而采用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货币国际化水平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逐年上升，呈快速发展趋势，但仍落后于SDR货币篮子中的其他货币；样本国家（地区）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对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总体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纳入SDR货币篮子的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效应，而未纳入SDR货币篮子的货币国际化未产生显著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效应；金融业FDI对货币国际化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金融业FDI流入规模的增加会显著增强货币国际化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从金融服务贸易的角度拓展了货币国际化的经济效应研究；二是以当前8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为样本，实证分析货币国际化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其货币异质性和金融业FDI的调节作用，为货币国际化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验证了货币国际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摘要: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摘要: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摘要: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