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摘要: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摘要: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一国货币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愈加重要。在此背景下，有关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日益丰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及国际协调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展望。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1990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博弈论等进行理论探讨，1990年至2000年多数研究开始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渠道，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其中以探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为主。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控制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来获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主流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基于MFD模型的纯理论分析转向基于VAR系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和具有一致性框架的DSGE模型分析。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来看，早期文献大多认为汇率和贸易是主要渠道，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且比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传导更加迅速、后果更为严重，并逐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由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较小，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联动趋势的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必然趋势并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政策协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政治成本，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应慎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大多数文献仅考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溢出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的双向国际溢出效应；二是关于金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金融风险传递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深化；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统一，尤其是对政策协调的有效路径缺乏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学者应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尤其要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应对国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有效政策工具、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突破。

摘要: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持续低生育率及其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理论上讲，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对生育支持的强化会促进生育率提升，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生育率的经验分析不足。从高生育率阶段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的生育转变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追求生育数量向追求生育质量转变，而追求生育质量导致的生育成本持续增高成为抑制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行为受到较大的收入约束，使其实际生育数量低于潜在生育意愿。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不但减少低收入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而且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低收入家庭生育行为的收入约束，进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基于人们对高质量生育的诉求以及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目标，强化生育支持的社会保障改善则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成本，从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欧盟地区较早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并出现了一定的生育率回升，本文以2000—2020年欧盟27个国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看，样本国家的基尼系数与总和生育率显著负相关，而社会保障支出与总和生育率显著正相关；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从不显著转变为显著并持续增强，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均显著；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即基尼系数降低会强化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也会强化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欧盟地区的实证分析为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完善可以显著促进生育率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通过分位数检验和交互效应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总和生育率的机制。本文揭示了在低生育阶段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生育率提升，有利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实现生育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在通过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持续提高生育质量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大生育支持，进而有效提升整体生育率。

摘要: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摘要:随着基金业的蓬勃发展，基金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基金经理的冒险行为备受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业绩—资金流—报酬—冒险”的分析范式，从基金业绩排名角度研究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市场竞争强度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同辈基金（具有相似风格的基金）之间的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基金投资收益不确定和同辈基金存在替代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的加剧会增强投资者基金风格偏好对基金业绩偏好的掩盖，导致投资者业绩追逐降低，减弱“业绩—资金流—报酬”机制的激励效应，进而对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在冒险行为结果不确定和竞争具有收益递减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加剧会导致基金业绩下降，使冒险行为的预期收益降低，同时也使基金经理被解职的风险增加，进而抑制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采用2005—2020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的分析发现：同辈基金数量与基金的风险调整比率、重仓股集中度和市场偏离度均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使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下降；基金业绩与下期同辈基金平均资金流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基金的替代效应明显；同辈基金数量增加会弱化基金较同辈超额收益对基金资金流的正向影响，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降低投资者业绩追逐；基金业绩对同辈竞争影响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部分中介效应明显，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可以通过降低基金业绩来抑制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理论上探讨基金市场竞争强度增加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抑制作用；二是通过三维风格空间网络对同辈基金进行识别，构建一种基于风格相似性刻画基金市场竞争强度的方法；三是采用中国开放式基金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同辈竞争的基金经理冒险行为抑制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同辈竞争加剧对基金经理冒险行的抑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为进一步优化基金市场结构和规范基金市场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应加强对基金申报的宏观调控和基金运行监管，使基金市场竞争维持在适度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同辈竞争对基金经理行为的改善效应，进而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和人民财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