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极化与空间经济网络发育共进，多个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有机结合和共生形成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把构建和优化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作为一个重点。基于“经济网络—多增长极—共生关系”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总部—分支数据构建长江经济带空间经济网络，通过节点度、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网络连通度等分析其发育水平，并根据城市综合指数（标准化后的节点度与规模加权经济增长率之和）判定增长极范围及其核心城市，进而运用共生度模型检验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的共生关系，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经济网络发育水平稳步上升并趋于成熟，同时已形成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增长极；三大增长极之间的经济联系持续增强，其中，长三角增长极与长江中游增长极的联系强度最大，长三角增长极与成渝增长极次之，而长江中游增长极与成渝增长极的联系强度较小；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大于空间经济网络对增长极的促进，空间经济网络对增长极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而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可见，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在长江经济带已初步形成，应在进一步推动三大增长极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强增长极之间的互动，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更加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提升空间经济网络的现代化水平，促进长江经济带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持续优化。

摘要: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摘要: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摘要: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摘要: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末“地域资本”（Territorial Capital）这一新概念被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区域研究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相关研究探讨了地域资本的概念、内涵、类型及构成因素，并采用综合指标或代表性指标对地域资本进行测度，进而研究地域资本禀赋对区域发展水平及地区发展差异、区域经济韧性、区域内企业发展、区域发展政策有效性等的影响。地域资本是特定区域所拥有并可利用的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和潜力的各类有形和无形资产的集合，其包含促进区域发展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不但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边界，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挖掘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和解释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地域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仍处于探索拓展阶段，在理论架构和测度方法上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且研究对象仍集中于欧洲地区。目前，地域资本研究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应将地域资本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在科学刻画地域资本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地区发展差异的成因以及地域资本影响区域发展的机制，进而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摘要: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摘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使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更高的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要求。采用指标法在40家规模较大商业银行中识别出2020年的18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除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外，大部分银行的实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监管要求的距离较小，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进一步采用17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2010—2020年的数据，通过异方差随机边界模型分析核心一级资本来源与银行利润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过内部资本积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利润效率的提升，且利润效率水平随内部资本积累占比的增加而提高；而通过外部融资方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会降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利润效率，且利润效率水平随外部融资占比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应采取先内部资本积累后外部融资的策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以实现防范风险与提升效率的双赢。其中，目前核心一级资本缺口较小且利润率较高的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宜采取内部资本积累为主、外部融资为辅的资本补充策略，而其他银行则可采取外部融资为主、内部资本积累为辅的资本补充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