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摘要:生产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更新带来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又带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则使不同要素的技术效率发生不同的变化，影响各要素的投入结构和产出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采用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并测算各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和资本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多数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高于资本技术效率，且劳动技术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而资本技术效率先上升后下降。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要素技术效率在资本深化促进产业升级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资本深化、劳动技术效率提高和资本技术效率提高均可促进产业升级，资本深化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技术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但也可能通过降低资本技术效率抑制产业升级。因此，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适度推进资本深化，优化要素配置，充分发挥要素技术效率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当前，中国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应着力于支撑和促进产业现代化。基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公共服务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包含28个基础指标的产业基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2003—2017年中国277个样本地级市的产业基础能力指数，并进一步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莫兰指数、σ收敛性检验等方法分析样本整体、三大地带、六大区域和六个城市群产业基础能力的时序演变、分布动态、空间相关性及收敛性，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全国及各地区的产业基础能力明显提高，但分布特征各异；各省份产业基础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但大部分省份属于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产业基础能力及扩散带推动效应有待提高；总体上看各城市间产业基础能力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逐渐扩大，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发散性趋于弱化（或趋于收敛），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发散性趋于强化。因此，不仅要大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公共服务能力，还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缓解地区间产业基础能力差异扩大的趋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进而有效推动产业现代化。

摘要: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摘要: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化可以促进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并缓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Brusselator模型进行经济学转译，构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推导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判定条件，并可进一步运用“全局熵—突变级数”评价模型刻画系统耗散演化的过程。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高技术产业相应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已形成耗散结构，大部分地区虽未形成耗散结构但正向耗散结构演进；样本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整体呈现“Ⅲ象限→Ⅱ象限→Ⅰ象限”的演化趋势，且“创新投入—创新环境”的评价值趋于提高，同时各地也具有不同的耗散演化特征。在增加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新环境的改善，并积极构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各地区既要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也应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进。

摘要:专用性资产赋予企业异质化特征和产品竞争优势，并带来“持续租金”，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然而专用性资产的增加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过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能使交易成本的增加超过获取的“持续租金”，进而抑制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生命周期的成长期，企业需要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来形成竞争优势和拓展市场，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成熟期，企业的竞争优势基本形成，市场趋于稳定，规模的逐渐扩大也使交易成本上升，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在衰退期，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若仍热衷于规模扩张而继续增加原有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会进一步抑制企业价值提升，若积极创新转型并增加新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则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对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在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样本公司中，专用性资产占比与企业价值分别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和无显著相关性，且成熟期的负向效应在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企业需要根据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主动调整资产配置。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应注意交易成本的节约和增加通用性资产投资以提升管理效率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应变能力，尤其是国有企业应避免盲目扩张；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应积极寻找新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方向，进而实现创新蜕变或发展转型；政府也应针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投资支持政策或限制政策。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暨新时代西部社科期刊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一是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实现高水平充分发展；三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