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来解决，地区间的产业融合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基于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设计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并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30个省级区域为地区单元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格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具有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板块特征，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运用QAP回归方法分析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因此，应积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市场和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并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弱化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制约，进而提升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并优化其网络结构；在提高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缩小地区间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以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缩小。

摘要: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摘要: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摘要: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摘要: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摘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摘要:IPO抑价现象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但相比于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创业板市场的IPO抑价率明显偏高，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IPO抑价是一种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风险投资的介入不但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机构的“信息优势”减小发行人与承销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还可以通过“认证作用”减小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可以降低公司IPO抑价率；联合风险投资是多个风险投资机构的集体行为，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强化风险投资带来的“信息优势”和“认证作用”，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公司IPO抑价率；但如果联合风险投资中各投资机构持股份额的差异过大，会弱化“跟随者”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搭便车”行为，进而可能会减弱联合风险投资介入对IPO抑价率的抑制效应。以2009—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风险投资介入能显著降低公司IPO抑价率，联合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比单独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IPO抑价率更低，联合风险投资中各投资机构持股比例差异的减小有利于公司IPO抑价率的降低；并且，联合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比单独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有更高的治理水平和资产回报率，因而能更有效地降低公司IPO抑价率。应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和避免承销商和风险投资机构的逆向选择行为；创业企业应尽可能选择联合风投形式进行IPO，并理性选择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风险投资机构，同时也要努力提升自身管理水平、信誉水平和市场资源配置能力，进而有效降低IPO抑价率，促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