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工的全球化使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在国内技术进步快于国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从而驱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产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基于投入产出思想设计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0—2014年），出口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对中等技术行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依次减小，对混合贸易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但本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其他行业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加快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为突破口推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升，以企业间的融通创新为纽带促进全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升级，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提高技术进步质量和速度，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盈利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摘要: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跨国并购的成败不仅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不同类型的并购企业或并购目标企业在不同区域的跨国并购可能有不同的成功率，且互联互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效应也具有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五通指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4个方面衡量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比非国有企业的成功率低，并购企业的国有身份会弱化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强化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并购目标企业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低于不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属于敏感行业会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弱化效应对国有并购企业更为显著；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应不断深化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五通”建设，通过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改善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的宏观条件和市场环境；对外经贸合作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塑造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形象；重视互联互通状况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合理选择适宜的东道国和目标企业。

摘要: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会对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引入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本地与跨界效应，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原汁原味”地发展，不仅可以验证其结论，而且也可以得到新的研究结论：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集聚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分散力；“技术溢出向心力”与“环境污染离心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当“技术溢出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扩大，反之则反是；不仅“原始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黑洞状态”（“中心—外围结构”是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是一种常态，而且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对称结构”也可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能的，应通过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加强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等路径，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摘要:中国式金融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重要内容，与财政分权共同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地方金融的发展以及区域金融风险的增强，金融分权问题日益凸显。然而既有文献对于金融分权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不足。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研究脉络和成果，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并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首先，基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演进梳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概念内涵，并厘清其特征表现；接着，围绕金融与财政制度的改革变迁，对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分权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与阐释；然后，基于“金融分权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融合作用的结果”的基本判断，在传统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纳入金融手段获取经济资源的天然成本收益优势，阐释并拓展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生成逻辑；进而，总结并诠释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两大经济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的形成机制；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式金融分权研究提供可行方向和思路。

摘要: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 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摘要:在各国的创业投资市场中，联合风险投资普遍存在。风险投资机构可能会为规避联合投资风险而选择“相似性伙伴”，也可能为追求更大投资收益而选择“高资源禀赋伙伴”或“异质性伙伴”来进行联合投资；相对于与“相似性伙伴”联合投资，与“高资源禀赋伙伴”或“异质性伙伴”联合投资可以通过“资源累积”或“资源互补”提高为初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进而更有利于初创企业的成长。基于清科私募通数据库中1999—2019年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件，构建具有“领投者—潜在跟投者”双边数据特征的研究样本，对联合风险投资的伙伴选择及其对初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对联合投资伙伴的选择中，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规避”动机不明显，没有表现出选择“相似性伙伴”的倾向，更多的是出于“资源累积”或“资源互补”动机选择“高资源禀赋伙伴”或“异质性伙伴”来进行联合投资，以谋取更大的投资收益；风险投资机构与“高资源禀赋伙伴”联合投资可以促使初创企业获得更多的后续融资和专利，进而能够显著促进初创企业成长；风险投资机构与“异质性伙伴”联合投资对初创企业后续融资和专利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联合投资伙伴时，要注意优化资源并有效提升为初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尽量选择有利于“资源累积”的投资伙伴，以更好地促进初创企业成长；初创企业在引进风险投资时也应慎重并科学搭配，力求引进具有高资源禀赋、能够更好促进自身成长的合作伙伴。

摘要: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会影响自身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合理利用其闲置资金，则可以通过改善财务流动性增加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短期套利，则可能挤占创新资源，进而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于不同的企业在资金状况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广延边际角度（是否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和集约边际角度（非关联委托贷款发放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贷款规模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相对来讲，融资约束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大；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或者增加非关联委托贷款规模，都不会促进其流动性供给的增加（即不存在资金储蓄效应），反而都会减少其研发强度（即存在资源侵占效应），进而抑制创新产出增长。上述结论警示新时代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纠正不合理的资金配置行为：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进行科学引导和适度监管，约束企业主要为短期套利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进而挤占创新投入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改善资本结构、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