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摘要:中国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是否合理一直备受争议，而资本回报率的高低是评价投资率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通过扣除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改进资本回报率的宏观测算模型，并对1978—2018年31个省区市的工业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以探究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演变趋势及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经过三个演变阶段，1978—1998年保持下降态势，1999—2011年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2—2018年则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且2011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工业资本回报率逐渐赶超东北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趋于收敛，且四个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和锡尔指数逐渐下降；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差异的收敛是资本区域错配程度减弱的反映。因此，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资本回报率并缩小区域差异。

摘要: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市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摘要:高品质生活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充分平衡发展条件下，人们所呈现出的共享高质量物质生活和高品位精神生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创造高品质生活是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的。基于“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度”3个维度构建高品质生活的居民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居民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充分反映了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庆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较高，而“认同度”指数较低，主城都市区和收入较高的居民满意度较高；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是重庆市居民获得感（认同度）较低的最主要原因，但居民对未来的物质生活和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和信心；重庆市居民对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较高，但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较低。重庆市创造高品质生活，首先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的收入增长和就业稳定；其次要加快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帮扶力度；最后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充分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全市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摘要: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就成渝地区发展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使得成渝地区呈现特有的发展历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旨在探索新时代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引领，以及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当前，成渝城市群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动力支撑。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进行政策设计，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落实“两中心两地”的战略定位，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摘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摘要:自治和行政是乡村治理的两大工具，两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自治主导型、自治行政均衡型、行政主导型等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而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以三种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的改革为例，集体资产产权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自然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行政均衡型治理路径并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宜选择行政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安徽天长的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广东东莞的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分别以自然村、行政村、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均取得了较好的治理绩效。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设置，应以兼具自治和行政双重职能的行政村为基点，基于治理事项的具体要求、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关联及其治理能力和资源选择适宜的治理路径和基本治理单元，或下沉至自然村等，或提升充实行政村（能力和资源），或上升至乡镇等，形成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并加强各基本治理单元的治理能力建设，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变了农户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程度，产权实现程度的变化会促使农户改变要素配置结构，进而带来林业收入的变化。利用2009—2018年“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项目对10县50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进而导致林业收入降低，反映出当前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直接源于减税降费及生态补偿，并非由要素投入的增加引起；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则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进而有利于林业收入的增长。因此，单纯的林地“三权”分置并不一定能带来林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扶持等提高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才能使更多要素流向林业生产；要重视林业发展的生态效应，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引导农户将更多要素持续投入林业生产经营；要进一步增强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适当放松生态管制，建立和完善林业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激发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在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户林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