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程恩富教授从经济活动的“自然形态”出发，以“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两组范畴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市场-国家”双重调节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否定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可以为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实现“空间协调”和“精准调节”等提供理论指导、运作机制和可行路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调节方式，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扩大内需，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加速推进“循环转进”，进而助力新发展阶段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摘要: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的波动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但该抑制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只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而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出口复杂度提高可以通过抑制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降低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应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形成和强化独有的能力，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各种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提高能力组合效率，进而通过国家能力的系统化提升促进国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出口复杂度，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

摘要:尽管遭受贸易壁垒不利于出口增长，但可以倒逼企业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并促使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出口多样化和技术进步均有利于出口稳定，因而贸易壁垒的强化对出口波动可能具有负向影响。采用1998—2018年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4分位行业（ISIC）数据，以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作为贸易壁垒的代理变量，分析发现：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对制造业和下游行业更为显著；对华贸易壁垒增加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波动，而在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低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增强出口波动，而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减弱出口波动；相比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贸易壁垒增加对研发强度较高行业产品出口波动的弱化效应更强。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应实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策略，提升出口贸易多样化水平，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增强出口稳定性，提高出口竞争力。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入境旅游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时变性：一方面，入境旅游自身的发展质量及其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比重的持续提高，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的挤出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减弱。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逐渐增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均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因此，应促进入境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积极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持续促进技术创新等路径有效提升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同时，要注意维护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避免入境旅游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内涵，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把县城打造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妥善解决城市收缩问题，并着重落实“人地财”的挂钩。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要着力建设成渝现代化高效特色农业带，不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并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形成全国示范。

摘要:区域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政策共商等路径改善企业的内部生产条件和外部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6—2013年沪苏浙皖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将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分析区域一体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稳健趋于强化的促进作用，且后期加入企业具有较强的预期效应；区域一体化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但对少数行业的企业绩效有不利影响；区域一体化前期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著，而后期对规模较小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著；入会城市距离核心城市上海越远，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越弱。在发挥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时，应注意政策效应的多样化和多变化，尽量平衡各地区和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同时，应实施多层次区域一体化战略，弱化城市距离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消减作用。

摘要: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摘要:公募基金经理变更会影响基金产品的投资价值和风险收益预期。国内公募基金经理的变更日益频繁，但现有研究多局限在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内，偏重于对基金业绩表现与基金经理变更间一元线性关系的探讨，而对考核评价机制与市场环境特征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鲜有论及。针对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灵活配置型三类公募基金，采用2006—2019年1 726只基金的39 227个有效样本数据，对公募基金经理变更的驱动机制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多维度考察，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变更对于基金业绩表现的响应主要以相对收益排名形式呈现，而绝对净值增长率的表现不敏感；市场环境变化会制约基金业绩表现之于基金经理变更的实际影响，非平稳市场更容易引发基金经理变更；不同市场环境对基金经理变更存在异质性影响，牛市会形成正向推动，而熊市则会产生负向压缩效应。综合考虑基金经理变更的二元驱动机制及其市场异质性特征，有必要完善基金公司内部的考核评价体系，以进一步规范委托代理关系，同时还应构建更全面和完善的外部评价体系。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会通过存款竞争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存款竞争分为存款规模竞争与付息成本竞争两种。采用2007—2018年我国106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互联网金融→存款规模/付息成本→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通过挤压存款规模、抬高付息成本两种存款竞争中介渠道削弱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职能；相对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业态、互联网资源配置业态、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挤压银行存款规模并抬高付息成本的存款竞争效应更为显著；在存款规模竞争方面，国有、较高资产规模和较高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被挤压的存款规模更大；在付息成本竞争方面，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较小资产规模和较低资本水平的商业银行付息成本被抬高得更多；互联网金融通过存款竞争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途径分表内和表外途径两种，存款规模竞争和付息成本竞争机制在这两种途径中都显著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扩张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管控，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并不断优化金融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