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摘要:卡莱茨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了垄断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有效需求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继承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收入分配是总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逐渐发展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等经济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应注意结合经济实践对其进行优化；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只有不断发展，并应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其当代价值。

摘要:市场机制的健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而要素配置市场化是从供给侧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途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素市场应从促进行业转移、加强区域联系以及实现全行业均衡发展这三个层面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在制度层面，要素配置市场化的系统化制度保障应包含保持竞争中性、完善交易体制、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行业开放以及激活民间资本等五个核心要点。

摘要: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摘要: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摘要: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作为一种信用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应当具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功能。在不完全债务合约情形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可以通过加强债权人的谈判地位、约束债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将中国重启发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8年1月—2019年11月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分析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分析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发行，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标的债券的信用利差和发行利率，且股东议价能力越强、清算成本越大，其融资成本下降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短期融资市场存在由所有制差异引发的结构分化现象，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重启发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民营企业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债券融资成本“剪刀差”，实现了对优质民营企业的定向支持。因此，应进一步发掘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结构化定向调节潜力，并加强对创设发行机构的监管约束，在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同时避免风险聚集。

摘要:企业创新需要金融支持，目前银行信贷依然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融资渠道。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企业创新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导致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可能抑制其创新活动，其中长期贷款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而短期贷款增加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同时，银行净息差的收窄降低了企业短期融资成本，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长。利率市场化增强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权和银行间的竞争，使其获取风险溢价的机会和动机增强，进而改变银行的信贷决策，并可能对银行信贷的企业创新效应产生双面影响：增加对企业创新项目的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从而弱化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强化对企业创新项目贷款利率的调整（尤其是短期贷款），从而弱化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但也确实是通过银行信贷影响企业创新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弱了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也减弱了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利率市场化通过银行信贷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而且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建全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以提高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创新项目偏好，进而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摘要:林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当前的林地“三权”分置改革还处于探索深化中。林地“三权”分置的核心要义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林农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林地经营权，改革实践中林地产权制度设计的差异主要在于经营权的归属主体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林地经营模式，即形成不同的“三权”分置实现方式。对股份制家庭林场、林地股份合作社+现代企业、林业共营制三种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表明，林地“三权”分置在明晰林地产权权属和权能的基础上，促进和改善了林地经营权的流转，进而优化了林地资源配置，转变了林业经营方式，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林农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林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林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实现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地区条件和改革环境。深化林地“三权”分置改革，不但要改进和创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积极探索放活林地经营权的多种有效形式，还要进一步完善林地产权制度，并不断优化林地“三权”分置的改革环境和配套措施。

摘要: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