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促使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生产力要素秩序的演进使数字生产力成为当代先进生产力并带来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改进，进而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加速机制和普惠机制则是数字经济的优势所在；在这些独特机制的作用下，数字经济表现出共享即时性、无限指数性、跨界均衡性、多样精准性等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特性，〖JP2〗在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加速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冲击和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但要利用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强化数字经济的加速机制以及无限指数性和多样精准性，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先机，实现跨越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普惠机制及共享即时性和跨界均衡性，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共享平台，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协调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摘要: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影响要素流动和企业行为，进而加剧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征收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通过地区相对房价的下降减轻资源错配程度，并从影响产业转移和推动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运用合成控制法对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促进了先进产业的转入和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显著提高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明显；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高房价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导致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并未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上海与重庆房产税政策效应的差异不仅源于其政策力度的不同，还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房产税政策必须有效抑制房价上涨，并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户主人格特征对家庭保险排斥的影响以及家庭收入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户主的开放性维度下的“行动力”、顺同性维度下的“信任感”以及神经质维度下的“多愁善感”对家庭受保险排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家庭收入在其中扮演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作用。通过家庭收入中介效应，“乐群性”人格特征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明显提升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和积极消除我国居民家庭受保险排斥现象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而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产业振兴要“三位一体”构建乡村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通过多元化、特色化、绿色化、共享化、数字化和优质化推进乡村产业自身现代化；以要素配置市场化促进一二三产业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尤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在一些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存在目标认识单一、目标设置短视、项目选择低质化和同质化等问题，产业振兴的软硬环境也有待完善。应正确把握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取向，目标设置要多元化并兼顾长短期，项目选择要因地制宜并坚持生态优先和利农惠农优先，通过基础设施提质、创业支持、服务优化等积极营造良好的乡村产业振兴环境。

摘要:有不少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都对住房成本进行了测算，但是测算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测算方法上的高估与低估并存，更在于在测算思路上的多种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分歧，构建一个更为简明的测算框架，基于“居有定所”理念，用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现实住房差距来衡量其市民化的一次性住房成本；并利用CGSS 2015、CHFS 2015和CLDS 2016调查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目前，实现农民工住房市民化的一次性成本约为2.8万元/人，年住房成本约为1 633元/人，人均和家庭住房成本工资比分别介于0.71~1.26和1.14~2.02之间；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的地区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成本及成本工资比越高，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因此，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通过差异化住房政策有效促进各地农民工的住房市民化。

摘要: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并强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中国西部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2020年6月20日，为更好地发挥川渝两地社科界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由四川省社科联、重庆市社科联及成都市社科联等联合主办的“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论坛”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智库以及社科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战略要点及推进策略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摘要: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在全国化工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中，湖北省、江苏省化工产业规模位居前列，在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化工围江”难题日益凸显。湖北省、江苏省先后颁布实施一系列规划与政策，引导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为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典型样本。通过对比分析“湖北样本”和“江苏样本”，得到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启示：科学理念引导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规划先行推动化工产业创新发展；政策支持保障化工产业健康发展。

摘要: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摘要:特别国债是针对特殊事项而专门发行的国债产品，与一般国债相比，其审批和发行更为便捷，资金募集更为迅速，预算管理更具弹性，资金投向也更为明确，有利于快速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有效应对突发危机或处理特殊事项，但也存在冲击市场流动性、增加国家债务偿付风险以及破坏债券定价机制等潜在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行的前三次特别国债主要是为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发行方式从单期发行向多期发行、从定向发行向定向发行与公开发行相结合演进。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全额公开发行的特别国债，其政策框架整体审慎，资金投向明确，有利于更有效地防控疫情和快速恢复经济；同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1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全额公开发行，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债收益率短期内较大幅度上升。特别国债政策的应用，应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稳定短期流动性，引导中长期利率，匹配总量性与结构性，统筹常规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与非常规政策的应急性适用，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同时，特别国债资金的投放应体现时效性、针对性和结构性，要加大风险管控力度，完善资金投放监督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充分发挥特别国债资金的乘数效应。

摘要:数字经济带来的消费和商业模式变化，增加了跨境贸易增值税的税收遵从负担，并扩大了纳税人不遵从的空间。面对数字经济给增值税税收遵从带来的诸多挑战，欧盟持续展开税改行动，试图建立一个针对单一市场的更简单、健全、有效的增值税体系：通过提供增值税一站式服务、建立增值税反向征税机制、实施小企业特别计划、推行电子发票、加强信息合作与协税义务等具体措施，进一步简化和统一征税程序，降低合规成本和行政壁垒，增强信息共享和行政合作，提升整体税收遵从度，进而促进增值税体系实现顺应数字经济的现代化升级。借鉴欧盟的增值税改革思路，中国应建立健全针对跨境数字服务的增值税制度，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制，全面降低税收遵从负担和合规成本，加快信息共享机制和系统建设，并积极提高纳税主体的自愿遵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