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论证了财富由劳动者获取才合正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因劳动而为工具，劳动对象因劳动而为对象，按正义要求，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应由劳动者获取，至于最原始的生产条件，如土地，应由与此共生之人群获取，即应由部落、民族、国家的人民共有。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根本意义决定了劳动既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也是有劳动能力者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劳动权利、义务及公正分配是财富生产主体正义的实质所在。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出于一定动机，经过一定过程，生产出一定财富的活动，财富生产本身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劳动动因（目的与动机）及过程合正义。马克思财富生产正义论的精神实质是劳动正义，根本旨趣是增进人民的幸福。

摘要:肇端于1960年代的“新计划经济论”经历了一个从“计算机社会主义”到“大数据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理论信条是“算法为王”，即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化。此信条在今天的典型表达是：大数据使整个经济生活呈现出一种可视化图景，“看不见的手”已然清晰可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新计划经济”论虽然持有对“市场”的承诺，却把经济计划全然奠立于大数据基础上，并由此提出全面恢复计划手段的实践构想，从而陷入否定“市场”也即否定大数据存在根基的理论境地。走出“数据拜物教”迷雾可以看到，大数据不能重塑“新计划经济”，但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新工具，大数据能促成“市场更加有效”与“政府更加有为”的双赢格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摘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摘要: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如何尽快构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既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面临的重要现实议题。成渝地区战略互补区的选取对于耦合动力机制、破解现实困局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改进的城市经济联系空间引力模型、经济联系隶属度与网络空间结构分析成渝地区城市与邻省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与方向,发现川渝黔经济一体化对于双城经济圈的支撑作用强于西三角经济区，贵州对于成渝地区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上述结论，从政策机制、产业发展、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摘要:本文根据黄河治理现状提出黄河治理优化、转型的策略和路径，旨在充分发挥黄河自身的潜力，努力实现流域水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最优化，并对水资源的使用进行精细化管控，以求保持黄河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实现黄河自身水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以满足区域用水需求。借鉴岷江都江堰水利工程分流、引流的原理，根据黄河水势在不同年份、不同季节的变化，在黄河中上游汛期引流并筑坝储水、储能。创新储水、储能模式，借助先进的抽水蓄能电站原理，将西北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转换成水能储存，构建储水、储能的综合体，形成水资源和能源生产循环系统，实现对黄河水资源和能源利用的良性循环，并根据水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来调节供水或供能，既可缓解汛期的洪水压力，又可在干旱年份或枯水季节供水、供能，缓解旱情。通过使用5G、智能技术、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对整个流域各河段的水情进行监测和调控，以实现流量的稳定管控，避免负面效应的发生。

摘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从历史演进看，西方强国为维护本国利益会阶段性地从自由主义偏向保护主义，但长期来看自由主义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基调。当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具有矛盾性，表现为在全球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经贸合作，其实质是在政治周期、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寻求利益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不仅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应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在多边经贸体系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积极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合作共赢升级。

摘要: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摘要: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摘要: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