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梳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蔓延的若干观点的基础上，阐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彰显的我国制度优势：一是党对抗击疫情的统一领导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二是公立医院再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底色，三是国有企业发挥“国之脊梁、民族希望”的重大作用，四是“两山”医院展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五是“封城封省”发扬中华民族“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气节。以此次疫情为鉴，未来在国家治理方面应高度重视以下几方面任务：一是重视生物安全，保卫中华民族健康发展；二是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严厉打击捕食野生动物违法行为；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快速应急能力，完善高效勤政的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治理体制；四是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五是继续保持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的本色，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摘要:恩格斯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将其看做科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统一，坚持由“科学品性”提升“历史品格”——这就是对唯物主义路径的着重阐发；恩格斯进而希望通过自己的扎实辛勤工作，全方位展示他和马克思共同的理论思维——辩证法，用以“伟大逻辑”的建构。要之，恩格斯的工作和《资本论》方法关联的线索有三：一是以《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资本论》商品章“工作呼应”，希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彻底肃清“蒲鲁东主义”；二是坚持《资本论》的由“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对其总体方法论和理论逻辑主张——自然历史过程——进行学理性阐发，又主要归结于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三是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以耄耋之年推动“《资本论》增补”工作，进行巨大的认识推进。换言之，从广义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是尝试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全面预演。经由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化的“辩证法”努力，《资本论》逐渐成为指导科学思考和进行意识形态战斗的武器，这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摘要:尖端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是我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贸易战略中遭遇的最大问题。技术贸易是欠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构建技术贸易体系决策不仅需要考虑各类引进技术对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转化效率的影响，也需要考虑作为技术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技术引进的干预。本文通过构建国家干预下的技术贸易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在发达国家干预下的制约因素以及依赖技术贸易体制下的技术进步必然存在的瓶颈。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70年技术贸易的历史经验，从技术引进的层次性、有效利用市场换技术的方法以及技术贸易体制的转型这三个方面对技术贸易体制的建设进行了探讨。针对技术贸易体制必然存在技术增长瓶颈的问题，从国企、中小企业以及技术贸易模式转变三个层面对我国如何实现技术进步路径由依赖技术贸易向自主研发提出了战略思考。

摘要:“市场失灵”只能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有限的国有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生产社会化”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替代私有制的生产力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要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要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践必须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国有资本和企业与民营资本和企业的资源配置协同，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品供给协同，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实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业发展协同，进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各自的比较优势，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

摘要:中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必要以全球城市为坐标系考察中国城市体系结构。以全球1007个城市为总体样本，基于全球竞争力和全球联系度分析中国292个样本城市的层级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的全球联系度较低，不存在扁平化趋势；中国已经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四级金字塔层级结构，但大部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弱；大部分主要城市已经被纳入各城市群的次级城市体系中，但中心城市在各城市群中的分布不均衡，多中心城市群与单中心城市群并存，并表现出“纺锤型城”“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三种形态的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群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体系演进的具体形态和主要推动力量，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聚集作用，以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和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进而促进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摘要: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明确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方面因素的组合影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进行的关键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有效激发，优化创业环境，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是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并提出保障多元化投资模式运行的具体措施。

摘要:作为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经济主体，农户和政府的行为选择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综合权衡的结果。基于在广西农村的抽样调查分析发现：“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等传统观念以及“祖宅意识”降低了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老年人）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在城市生产生活的稳定性和保障性较弱的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还有的农业转移人口由于不确定远期利益得失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对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价值理性，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并通过有效利用集体土地彰显宅基地退出带来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引导农户合理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要坚持“量力而行”“因时因地制宜”“多举并行”的工具理性，不但要在补偿标准上尽量满足农户的现实需求，更要以持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和程度以及农户退出宅基地后的生产生活质量为重心，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工作。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摘要:信任式服务因其专业性和（或）“纯服务”等鲜明特征而使之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服务，其顾客忠诚形成机制也因此具有独特性。针对医疗服务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信任式服务中，顾客信任在顾客忠诚形成机制体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形成“服务质量→顾客信任→感知价值→顾客满意→顾客忠诚”的逻辑链；服务互动质量和结果质量通过顾客信任对顾客感知价值和顾客满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顾客忠诚，但服务环境质量对顾客信任和顾客忠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对顾客形成机制的研究需要区分产品和服务的类型以及服务质量的类型。提供信任式服务的组织应该重视并加强对服务人员与顾客互动能力的培养，提升服务人员与顾客的服务互动质量，并切实保障和提高服务结果质量，从而增强顾客信任，提升顾客忠诚。

摘要: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摘要:对外投资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发展迅速，并呈现出投资规模扩大、区域分布广泛等特点。本文在梳理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从企业国际化水平、国家政策体系、国际规则变化、东道国的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制约因素。从加强境外合作区的科学规划，优化其功能定位；根据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合作；提升海外并购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区域特色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管理，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等方面提出了升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