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而不同”是“文化自觉”的精义所在。“文化自觉”的目的是维护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有差异的多种文化共存不仅不是全球化的阻碍，反而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动力和安全装置。因此，构建一个“超越常规的理念”，即各种文化之间互相理解、合作兼容的人类认知和制度架构十分必要。对费孝通学术历程和方法论的文献梳理表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智慧和西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等都可以对此发挥有益的作用。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劳动报酬占比是新创造价值中劳动力价值的份额，资本积累是劳动报酬占比大小及其演变的主导因素。长期来看，相对于人口的资本规模扩大会增加劳动力需求从而有利于劳动报酬的提高，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价值并创造相对过剩人口，使得劳动报酬占比总体上趋于下降。经验分析表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主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生产效率、农业经济地位以及区域工资历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均资本存量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幅度在2008—2010年左右发生较大转折，促使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11年左右开始从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

摘要:互联网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端在时间上大体相同，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性、开放性和虚拟性为经济金融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产业资本统一运动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使生产资本比例相对减小，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比例相对增加；同时货币资本从从属于生产资本转变为主导并支配生产资本，使金融部门超越实体部门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互联网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资本积累上表现出金融功能异化、产业资本金融化和工人工资资本化等趋势，并导致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即从“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向“在金融领域剥削产业资本家和工人”转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是资本利用新技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结果，虽然能增强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摘要:房产税的推行不仅应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良药，更应是激发地区消费升级、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以2011年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为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两地房产税政策对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房产税会对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房产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重庆模式”具有较强的政策力度和公平性，但对地区消费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地区消费升级；“上海模式”在短期内抑制了居民消费，但长期来看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征收房产税的经济效果不仅与房产税政策本身有关，还与配套政策、制度环境等紧密相关，房产税改革不应仅着眼于房地产市场，还应关照地区消费的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也应配合其他方面的改革。

摘要:地方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地方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变迁、形势变化与现状问题、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从基础逻辑、国际经验与制度变迁的角度上应该回归“监管”理性；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面临金融科技新挑战、新兴金融新风险、监管调整新格局与风险处置新任务，存在监管法治建设滞后、监管基础设施落后、监管理念工具陈旧以及监管分权协同不足等问题，须从金融与实体、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创新四大关系和制度、技术、组织、方法、协同五个层面重新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因此，应遵循地方金融发展规律与监管改革方向路径，加快地方金融监管法治进程、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转变地方金融监管理念方式与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协同机制。

摘要: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摘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长期培育与短期扶持相结合，其中短期扶持应有针对性、动态性和灵活性。由于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加上正处于发展变化中，经营业务及方式的延伸和相互融合使其难以统一进行准确分类。理论研究上和政策实践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分类不清，导致“分主体扶持”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寻租和逆向选择现象，影响到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短期扶持的政策体系，应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尝试“分主体扶持”与“按项目扶持”相结合，并规范主体管理，建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

摘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摘要:本文将产业结构作为溢出途径，采用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显著增加了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分地区来看，在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之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碳排放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影响并不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我国开放、共享、绿色发展背景下，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考虑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也要充分考虑对国内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促进我国的绿色发展。

摘要:我国亟待关注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的培育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速的平稳换挡，推进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素，充分强调生产要素的循环与利用、生产行为的高效率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实现的核心突破口以及中国实现协调平衡发展的主要攻克区[1]，完成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的培育, 以及新旧动能的平滑换挡任务依然很重。本文基于经济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新动能培育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对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新动能培育的发展现状进行测度和评价，以提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的政策建议以及相适应的路径选择。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中国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表明：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该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相对于其他地区和产业，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地区、沿海地区和交通网络中心地区，对交通依赖度较高的“交通密集型产业”、缴税较少和效率较低的“非期望产业”，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强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此外，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开放均能促进企业进入，且两者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是相互强化的。地方政府应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联动协同；在积极推进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同改善影响营商环境的其他各种因素；积极对接国家交通网络布局，合理布局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摘要: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5个区县为例证，在测算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三峡库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均在短期内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失配，其中县域经济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短期抑制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