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共享导向分配体制、绿色发展体制、开放型经济体制、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等要素所构成，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

摘要: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四个时期，即：1949—1958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958—1978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探索时期，1978—201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时期，2012年至今习近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期。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懈探索和与实践成就，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正确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上；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放在首位，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宝贵经验和财富，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巨大贡献。

摘要:在新中国70年的农地制度演变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塑造经历了初始塑造、联合经营主体塑造、集体集权与经营一体化主体塑造、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主体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塑造等阶段。历史证明，农地制度的良性变迁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党和国家主导与农民自主相统一，尊重农民意愿并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的农地制度改革，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探索更为包容的农地制度，满足不同农民主体对农地权益的诉求；发挥好农户家庭经营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

摘要:本文为新中国成立伊始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诠释，并探讨该段历史进程对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在本文框架下，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调整被视为主导信念与现实之间不断互动、有其内在逻辑的制度变迁过程。传统的劳动互助思想、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和苏联的榜样作用、源自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共同构成了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信念来源。该信念不仅主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升级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发轫和调整，而且在现实的反作用下持续演进。以史为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须充分考虑相关信念分布与主导信念的实现机制、稳中求进、充分重视利益分配问题。

摘要: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质上具有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要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应坚持集体成员权优先的原则。对部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的考察发现，一些地方在股权时限上进行静态管理、允许内部无限制的股份转让和赠予以及未限制非集体成员继承股份，实际上偏离了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偏向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私人财产权优先逻辑，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演变成为私有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认识不足。应以户籍和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界定农村集体成员，基于农村集体成员的动态性实行集体成员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的动态管理；坚持股份转让的社区性和内部转让的限制性，非集体成员可继承的只能是股份内部转让或集体赎回后的变现收益，并对单个成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

摘要:借鉴顾客满意度指数分析框架，构建农村宅基地退出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并应用四川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农户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地方政府形象尤其村委会形象对农户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可靠性、合理性、宣传与参与度以及家庭资源禀赋通过影响农户的感知质量对农户满意度产生正向间接影响，农户满意度对农户的政策认同和农户抱怨分别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因此，应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及配套制度以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的经济社会净福利，加强地方政府尤其是村委会廉政、勤政建设以改善政府形象，完善政策执行机制、规范政策执行行为以提高农户的政策感知质量。

摘要:金融包容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进而促进居民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农村金融包容水平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包容发展总体水平较低，且存在“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区域差异；农村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并且农村金融包容水平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大（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当农民受到健康冲击时，当地农村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冲其健康状况的恶化。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包容发展，在提升农村金融包容整体水平的同时缩小区域差异；要通过金融创新使更多的农民得到更多的健康保障，以金融包容发展抑制和消除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摘要:中国于1992年起在沿边地区先后批准设立了18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撬动和带动沿边地区经济开放和发展，并促进毗邻国家的开放合作。经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创新示范，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管理体制、产业体系和营商软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在新时代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边境经济合作区需要通过由派出机构管理向建制市演变的管理体制改革、以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优化、以边境口岸城镇化和边境贸易为载体的营商软环境完善等实现全面转型升级，有条件的边境经济合作区还应积极探索向双边跨境经济合作区转型升级。

摘要:2005—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大幅增长，南亚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变动不大且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产品结构变化较大且趋于多元化和合理化；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三国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都比较显著；中国和南亚四国贸易关系网络密度趋于上升，进出口关系和贸易互补关系趋于向少数国家集中，贸易竞争关系趋于分散。总体上，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大于贸易竞争性，各国贸易合作潜力较大。但2012—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应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拓宽贸易领域，增强产业互动，创造贸易条件，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货物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

摘要: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模式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运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表明：在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8个主要市场中，美国和韩国属于潜力再造型市场，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和巴西属于潜力开拓型市场，中国对新兴市场的跨境电商出口潜力大于成熟市场；同传统国际贸易一样，进口地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程度及其到中国旅游人数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正相关，贸易双方间的贸易距离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负相关；贸易双方间的消费差距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负相关，表明当前跨境电商出口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应优选贸易伙伴，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从硬件上改善市场的通达性，从软件上提高市场的同一性；创新跨境电商贸易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个性化、多样化生产，促进中国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我国不仅存在水量性缺水，由水环境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也不容忽视。借鉴和发展工业企业投资农业节水工程置换水量的“以量易量”水权交易，工业企业投资水污染治理工程置换水量的“以质易量”水权交易可以有效缓解水质性缺水，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开源”。我国水权交易实践和水权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水污染治理市场化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为实施“以质易量”水权交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条件；应完善水权确权登记，发展水权交易两级市场，加强水资源二维监测，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激励政策，积极推进“以质易量”水权交易模式的构建和发展。

摘要:中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环境和就业双重压力，有必要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估计碳排放权交易对受规制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其可能路径，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减少了工业碳的排放量，并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生产规模扩大是碳排放权交易正向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环境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推广，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执行实现“改善环境”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目标。

摘要: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2005至2016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七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特征；环境规制会抑制外商资本、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仅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