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经济能否自动实现均衡的关键，在于供求失衡之后的经济波动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历史证明，市场经济走向“正反馈”的趋势，乃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通过“暴力去产能”使得失衡的市场供求被强制性地恢复均衡。离开“暴力”和“强制”的经济危机来谈“市场均衡”，只能是“伪均衡”。晚近以来，虽然“市场均衡”理论已经为很多学者所证伪，但这些证伪工作大多并没有对“市场均衡”的基本逻辑提出反思。在本文中，笔者运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有购买力的消费不足”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伪均衡”做出批判性的分析。最后，笔者进一步讨论了“矛盾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对矛盾状态的定位不同，还在于二者的逻辑不同。换言之，“矛盾分析”是“辩证逻辑”的展开，而“均衡分析”则局限在“形式逻辑”里面兜圈子。

摘要:科斯中性定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崇尚的基于帕累托改进的自由交换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科斯中性定理本身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体现为：（1）它主要满足于存在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2）它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这涉及交易的可行性问题；（3）它还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这涉及交易的意愿性问题。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因财富差异造成的交易能力差异，那么，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显然，这是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通过对科斯中性定理中逻辑缺陷的剖析，也就揭示了自发市场秩序在扩展中的基础性障碍。

摘要: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劳动力迁移能显著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高收入群体和接受中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进而强化其收入优势；教育回报率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受教育水平分布不均更大，劳动力迁移总体上有助于缩小与个体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差异相关的收入差距。因此，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层次，并清除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以缩减由个体受教育差异引致的收入差距。

摘要:随着居民网络消费的急剧增长，编制居民网络消费价格指数的必要性凸显；但网络消费大数据具有更新快、容量大、频率高、噪音多等特点，传统价格指数理论和方法难以适用。aSPI和1号店指数的编制实践，从源头上优化了基础数据质量，提高了商品篮子的代表性和时效性，指数构造方法更为科学，并开发了系列创新型价格指数，但也存在信息登记标准和规范不统一、大数据技术运用和数据处理不充分、方法和数据发布不完整、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还需要大力促进网络消费数据的共享，系统推动网络消费价格指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积极推进相关统计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与应用，并进一步强化创新型特色价格指数编制的实践探索。

摘要: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必然要求供给渠道社会化系统化多样化，而不同的供给渠道有不同的适用条件，进而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有效性。基于西南地区59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10类农业生产性服务中，农机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产品物流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质检服务及土地流转服务供给渠道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而农资服务、农业基础设施服务、农业金融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供给渠道数量与农户收入水平负相关，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不同供给渠道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各地区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户的现实需求选择适用的供给渠道，并积极改进农户满意度不高、增收效果不好的供给渠道。

摘要:农业生产的宏观目标是产量的提高，而农户进行农业经营的微观目标是收入的增加，二者目标既有相关性又有不同的内涵，基于此，文章考察了农业生产和农户经营的适度规模区间及形成机制。以重庆柑橘产业为例，利用275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柑橘种植的多个规模区间进行生产效率分析，结果显示：柑橘种植存在多个有效决策区间，即这些有效区间的投入产出处于均衡状态；运用超效率测算发现，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户经营的目标差异，二者关于适度规模的区间也具有明显差异性；从产业管理者关心产量的角度考虑，柑橘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区间为10~11.33公顷；从农户关心收入的角度考虑，柑橘经营的适度规模区间为1.33~1.87公顷。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摘要: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1992—2016年中国进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分别从整体、进口产品特征（技术复杂度和要素禀赋）、进口来源国特征（收入水平和地域分布）层面考察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状态，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普遍较短且多段化特征明显，生存率与持续时间负相关且存在“门槛效应”；中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数量、持续时间及生存率均明显高于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数量、持续时间及生存率均与进口来源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贸易关系较稳定、持续时间较长；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健全的贸易机制有利于进口贸易关系向好，中国应对贸易风险和调控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应进一步优化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地域分布和产品结构，减小对高技术产品及部分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

摘要:自由贸易港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区，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向内陆自由贸易港升级。中国内陆自由贸易港应具有“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和“内陆港”的属性，需要构建多式联运的国际通道体系及其高效运营机制，形成内陆港协同开放体系，整合和拓展开放型经济功能区，打造营商环境最为便利和开放水平最高的内陆开放平台，“内陆枢纽港→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内陆改革开放示范区→内陆自由贸易港”是其可行的建设路径。当前中国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整体处于从内陆枢纽港向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发展的初期阶段，要着力建成以国际陆上大通道为核心的对外综合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创新海关监管协同机制，重点突破开放型经济功能区的建设瓶颈，不断探索以陆上国际贸易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摘要:本文编制了包含能源部门的宏观SAM表，构建了四层生产函数的中国能源效率反弹效应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模型系统分为生产模块、收入支出模块、国际贸易模块、投资模块和闭合法则、市场均衡与福利模块五个模块。通过模型模拟，得出模型参数校调结果，测算了能源消耗产出反弹效应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和不同情境下能源消耗产出反弹效应。研究表明，当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的能源效率提高5%时，各部门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也均增加，煤炭效率提高会降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电力需求量，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的需求量均有所上升。三种能源效率分别提高5%时，总量经济指标均有所提高。能源效率提升不同程度时，反弹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当能源效率从1%提升至15%时，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需求量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V”形趋势。在同等能源效率提升幅度下，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效率的反弹效应更为显著。政府部门在制定能源政策，提高能源效率时，不应当一味追求能效的提升，而应当寻求最适宜的能效提升幅度，使部门产出和经济总效益最大化。

摘要:使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剖析了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的空间路径，从理论上剖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外溢性的产生机理，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在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中的空间外溢效应。发现中国污染产业投资的转移存在着空间上的路径依赖和时间上的转移粘性特征，表现为以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扩散的“晕轮模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抑制污染产业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周边邻近地区普遍加强环境规制的作法所导致。因此，应注重环境政策的同步性和协同性，联防联控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能有效推动污染产业向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