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收入逐渐呈现非农化趋势，这种趋势在促进农业部门转型的同时也会导致农民种粮意愿降低，影响粮食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本文在阐述农民收入非农化的成因机理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全球的粮食战略，分析收入非农化对我国粮食生产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要辩证认识收入非农化的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和粮食生产的矛盾以保障粮食安全。

摘要: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面对美方贸易制裁，我国采取了包括对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却也暴露了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深层次困境：一是我国作为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具有“大国效应”和贸易依赖，陷入了“贸易困境”；二是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倒挂”，形成了“价格困境”；三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受内外条件制约而面临着“补贴困境”；四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农业产业该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全球化困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不应动摇我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决心，未来我国农业产业只能是更深度参与农业资源全球配置。基于此，我们提出“口粮自给，休养生息，因粮于敌，大权在握”的十六字破解方针，即将国内有限农业资源集中于口粮生产、建立和完善休耕制度、发展海外屯田、着重培育本国农业综合企业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

摘要: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基础设施分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从分工视域探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需要一定的软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并保证分工的形成，分工的演进则需要改善硬基础设施以扩大物理上的市场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都需要不断完善，协同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优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不仅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而且在其经济赶超的全过程中，软基础设施的作用都比硬基础设施更为显著。基础设施的差异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异质，进而产生收入差距；由于软基础设施的差异更加难以消除，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139个国家和地区1996—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软基础设施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OECD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非OECD国家只有软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差距越大则人均收入差距越大，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更加重视软基础设施建设，但软基础设施的完善不能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准，而应基于国情以有效促进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为标准。

摘要:以人工智能、无人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评估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是当下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就业机会、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收入分配三个层面梳理了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文献研究显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加剧技术性失业、就业两极分化，并导致劳动力市场收入不平等，表现为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和劳动力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势进行了展望，以期对充分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和应采取的政策有所裨益。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促进农业现代化并提高农村经济运行效率，进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有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对周边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大。因此，应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并促进区域合作和交流；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相结合。

摘要: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摘要:如何让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当前紧迫的政策议题。本文基于学术界对经济空间发展的规律和组织变革的认识，试图从未来发展趋势角度为西部地区（主要是指“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或远西地区）发展勾画出一个轮廓略显清晰的图景。首次提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从“沿海之国”、“平原之国”到“大陆之国”的三阶段进程论。并从中国的经济重心西移进程、市场作用的有限性和突破“胡焕庸线”的切入点等三方面探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发展需要国家以东西向布局中国经济、精细的制度设计，应该发挥立法、网络组织特别是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等新机制的作用。

摘要: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业升级已经成为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为此，合理进行产业升级的机会甄别与路径选择成为重要需求。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了产业升级分析框架，据此设计产业升级识别方法并判别潜在优势产业与生产能力禀赋，对中西部典型城市群的产业升级态势进行梳理，甄别未来产业升级的机会，探索潜在的产业升级基本路径。结果表明：以武汉、长株潭、成渝和中原城市群等典型中西部城市群处于相对边缘的产品空间位置，由此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导致现状生产能力禀赋对于产业升级具有较大约束，具有便捷升级能力的潜在机会有限。基于此，促进中西部城市群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需要选择有利于缩小产品空间距离与加速显性比较优势扩散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本文结论表明，初始产品空间格局是影响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这直接决定了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数量、类型以及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难度，并由此进一步指示了实现较快产业升级所要遵循的基本路径。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摘要: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但取决于要素总量，还受要素结构的影响，因而要素结构的变化会对出口结构产生影响。三期迭代模型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不仅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通过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变化对生产结构和资本存量产生影响，进而对出口产品结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出口比较优势和出口产品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偏移。对2003—2015年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老年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正相关，少儿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负相关；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小。中国应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现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摘要: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使很多国家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也呼唤着可持续发展领域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有效的国际领导力。这一现实背景下全国“十三五”规划将绿色金融上升到国家战略，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强大助力，也为我国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契机。那么，如何在实现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有效培育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领导力？本文首先对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事实进行国际比较观察，然后结合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提出适用于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领导力类型，最后通过构建模型对如何培育这一国际领导力进行机制探讨。本文的创新在于首先论证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更为具体的国际领导力培育类型，即方向型领导力；然后建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模型”，就培育中国绿色金融方向型领导力的机制提出了三阶段动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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