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党的十九大作出了重要论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未来发展态势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能够实现长达39年的平均9.5%的增长，并高出“常态化增长”的2倍水平，其根源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后来者优势”。在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下，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经济体，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实体经济。设立直辖市以后，重庆的发展即使有各种波折，仍然是领先于全国。重庆应继续抓住这个发展机遇，继续领跑全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根源于美国经济政策调整、舆论情绪引导以及产业技术层面的战略考量。对中国经济而言，其情绪影响更甚于实际影响。虽然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短期冲击，但在中国经济已逐步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的背景下，其实际冲击和风险远低于十年之前。而且这一事件也实质上提供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良机。对此，中国理性应对策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通过防风险、推改革、促开放，实现中国经济自身的风险排除和结构调整；同时在保证外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持续深化改革促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以全方位开放促高水平发展，最终化挑战为机遇，进而构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基础。

摘要:重庆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四十年来，重庆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是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其区域特殊性。党的十九大后，重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重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和“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实现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目标。在未来，重庆应积极建设国家级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先进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基地建设，以实现这一目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叙述其实就是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笔者所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正是在这三个体系的确立方面的一个尝试。而这三个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先验结构，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先要叙述政治经济学一般，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然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摘要:社会文化因素在影响与制约劳资关系系统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具有高度稳定性和传承性的文化传统能够从深层次上指挥或引导制度变迁的发生及其走向，从而构建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劳资关系。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对日本“利益一致型”企业劳资关系演化中的文化路径依赖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和”观念、集团意识、等级思想、“家”原理等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企业伦理观、人性假设、企业文化类型、劳资博弈格局和劳资关系模式，是日本企业劳资关系演化中形成路径依赖现象的驱动性因素。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重建过程中，这种路径依赖规律会依然发挥作用，引导劳资模式向“利益协调型”演化。

摘要:贫困农户因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物权而难以进入金融市场，金融扶贫需要通过增信机制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践中的农户增信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农村外部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业保证保险贷款；二是基于农村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保证保险贷款制度以“保险合同”为增信标识，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合约基础上的经济性制度安排，其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合作博弈低效和需求刺激不足；农户联保贷款以“共同还款责任”为担保约束，是一种以社会资本内生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非经济制度安排，既有信用发现和监督惩罚的优势，又存在农户还款集体违约的风险。在精准扶贫目标下，湖南“瞄准”扶贫项目的农业保证保险贷款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而农户联保贷款还需要更多的模式创新，如激励乡村精英与贫困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等。

摘要:帮扶单位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是我国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的有效方式之一。基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子系统中2016年和2017年华东某扶贫重点市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评估“第一书记”驻村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派驻“第一书记”确实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市派“第一书记”对贫困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省派和县区派“第一书记”，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对贫困农户的帮扶越有效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应推广和完善派驻“第一书记”制度，激励“第一书记”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好地引导、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并积极培育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对金融风险压力的测试逐渐从基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向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关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转变，具体表现为压力测试模型融合了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主要采用的还是银行业的微观数据，反映出监管当局希望通过控制银行业的经营行为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与传染，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逐渐上升的监管思路与过程。应进一步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工具之一，与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是互为补充的，也具有其局限性；要基于中国国情完善压力场景的设计，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设计有效的压力测试模型，进而提高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摘要: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摘要:集聚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是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省际差异、行业差异明显；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环境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较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效率呈显著N型关系，制造业集聚的不同演化阶段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意识、政府规制、城镇化、对外开放水平等是影响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环境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加快推动制造业集聚升级、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外资准入环境门槛等。

摘要:流域绿色发展中存在诸多利益冲突，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各方利益。根据泰晤士河流域、多瑙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治理实践，要实现流域绿色发展，需要在统一的管理机构统筹下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利益整合有效解决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有效的制度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冲突。对标国际流域绿色发展经验，淮河流域应建立顶层管理机构，统筹流域绿色发展，科学配置水资源和排污权，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和完善成本分担机制、转移支付机制以及考核评价机制，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要:道德风险总是困扰着职业经理人群体，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实践中，作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环节，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是防范职业经理人群体道德风险的基本思路和必要举措。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示，探索职业经理人三个维度的道德关系和道德风险，并围绕三个维度指向的个人信用、职业信用与职务信用等具体信用构成，阐述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内涵。进而，结合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内涵，构建系统应对道德风险的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体系，并以重庆为例进行实证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职业经理人道德意识与信用水平提升、实现新时代职业经理人群体高素质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设计合理高效的税收优惠制度是促进其市场覆盖和发育的关键。典型国家的个人养老金计划实践经验表明，采用最为广泛的模式是EET和EEpT，缴费阶段“比例限额＋相对定额限额”、领取阶段部分免税的税收优惠制度设计更为合理。对上海市的模拟测算结果显示，现行政策对同时缴纳三险二金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激励效应最大，参保人的福利水平因收入、年龄、性别和投资收益率不同而有较大差异，缴费限额在1 000~1 200元时政策实施的税收成本在政府财政可承受范围内。因此，应采取EET与TEE相结合的税收递延模式，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税收递延限额，对弱势群体给予缴费补贴，并扩大个人养老储蓄账户的功能。

摘要:“营改增”改革的目标在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进而最大化企业价值。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税改后增值税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治理环境会影响“营改增”的政策效应，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两权分离度越小、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的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敏感性强于国有企业，“营改增”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及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为强化税收政策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政府应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各地区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以优化宏观治理环境，企业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