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由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共同构成的，前一种话语集中体现于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所揭示的路线、方针、政策，后者则体现为学术生产的成果，两种话语虽有交集，但在类型上存在明确的差别，各自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求实现这两种话语类型的互动和彼此间的创造性转化。政策—制度话语是在因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现实相关性，旨在为制度变迁提供直接的方向和路线的指引。学术—理论话语则具有某种普遍性，它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为政策—制度话语提供学理的解释或系统化、一般化的说明。

摘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基于风险理性的财政改革要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指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改革要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唯有通过实践来实现，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渐进式改革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步释放改革措施，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量变和质变原理的改革路径，增值税改革就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案例。“否定之否定”原理说明适时变与不变应基于事物变化的情况特别是风险的变化来考虑。这一点在我国收费制度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说明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这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非常明显。“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哲学基础。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根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做出优化调整。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实际上对应了一种裁判型国家。裁判型国家根本上把国家视为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公共性社会机构，从而具有善的性质；正是为了发挥善的行为，人们往往赋予这种国家及其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但在现实世界中，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代理人往往会为了个人目标和利益而滥用组织手段，从而导致裁判型国家及其政府的功能发生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承担积极功能的有为政府都不能是无限政府，而必须在一套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规范和监督体系下运作。

摘要:宏观上看，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率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也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微观上看，金融扶贫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对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给予信贷支持，避免“精英俘获”和资金错配。农业供应链金融致力于构建农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之间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兼具普惠金融、合作金融和小微金融的特点，是有效的金融扶贫微观模式之一。结合我国实际，需要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核心农业主体、不同模式的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深入探究农业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之间的多方协作机制及其减贫效应，并持续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的影响。

摘要: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摘要:近年来，国际分工趋势发生改变，全球产业调整和区域转移向纵深发展。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国际装备制造业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在综合分析我国装备制造发展变迁的主要特征、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探究的基础上，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政策应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过渡到因势利导型产业政策，未来培育装备制造新优势的总体思路是提质增效、推动全球化与本土化协同发展、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度、打造核心技术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摘要: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对中国29个地区的真实储蓄总量和人均水平进行估算，结果表明：2005和2015年各地区的真实储蓄总量和人均水平均为正且呈增长趋势，生产性资本的快速增长补偿了自然资源损耗，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较小；各地区真实储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趋于扩大，生产性资本增量和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地区差异导致真实储蓄增量的地区差距扩大；纳入税收后各地区真实储蓄水平显著降低，税收对真实储蓄的负向影响完全抵消了技术进步的正向贡献。应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投资总量并优化投资结构，强化技术进步对真实储蓄增长的贡献，弱化税收对真实储蓄增长的负效应，以促进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可持续增长。

摘要: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一场国运之争，中央、地方与企业共同推动建立国家区域企业三位一体有为的自主创新体系，是理性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冲击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国家层面有为的自主创新，是保证实现中国富强梦这一国家优先战略目标并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措施；区域层面有为的自主创新，是治疗穷堵老区域病并促进不同类型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企业层面有为的自主创新，是企业获取长远利益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障。治疗"芯痛"还需要中央、地方与企业有所不为，避免陷入重复建设与政企不分等误区。理性选择自主创新方向必然要求中央、地方与企业三个层面有所为有所不为，审慎抉择并协调行动。

摘要: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资源要素结构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凸显了要素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扩展人力资本MRW模型，构建了包含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以及产业结构的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索性地对成渝城市群要素结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中的教育投资对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大，而物质资本由于其过多的存量积累而呈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人力资本结构中的健康投资受总人口死亡率小幅上升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效应。因此，成渝城市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通过改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的投资质量，使之与物质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形成最佳匹配比例，共同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

摘要: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保护工程的重心之一。由于横向管理职权划分不清、纵向末端监管缺位，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罚则设计不当以及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漏洞丛生等诸多原因，导致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由单一型城市污染转向城市农村复合型污染以及工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破解当前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监管困境应当借助创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健全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等多项措施协同展开。

摘要:本文基于需求视角从理论上构建资源禀赋和主体认知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及资源禀赋对于主体认知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三峡库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其影响路径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从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来看，三峡库区城乡居民对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满意度相对较高，其次对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同时对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主体认知程度较高，其次为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的主体认知程度相对较低。从结构方程模型来看，主体认知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资源禀赋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既存在直接负向影响，又存在间接正向影响；资源禀赋对主体认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双创企业的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但少有研究探讨双创企业的合伙行为。以若干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双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利用Nvivo质性研究工具，基于组织治理视角探讨不同经营情形下双创企业的合伙机制和行为路径，分析表明：个人与个人的合伙以“资源互补”为核心，通过相机控制机制完成“孵化→共赢”的经营过程；个人与法人（组织）的合伙以“持续互补”为核心，通过分时权变机制完成“成长→共赢”的经营过程；法人（组织）与法人（组织）的合伙以“中间纽带”为核心，通过分时权变机制完成“竞合→共赢”的经营过程；上述合伙行为路径均能形成创新激励，实现风险共担和合伙共赢。

摘要:电影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电影市场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有待深入研究。选取2012年1月到2018年3月我国周度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作为高频解释变量，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混频数据抽样模型（ADL-MIDAS）分析其与季度GDP增速及月度制造业PMI增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和制造业PMI增速之间具有负向相关关系，我国电影市场存在“口红效应”，可以根据电影票房收入增长情况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预判。对多种模型的比较结果显示，加入电影票房收入可以显著提高GDP预测精度，电影票房收入可以作为GDP预测指标体系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