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西部论坛》主编黄志亮教授就中国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与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问题，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大卫·科兹教授进行了访谈。现将此次访谈中大卫·科兹教授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摘要: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已实现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第一次飞跃”，但仍需要向规模化经营和集体经济方向进行“第二次飞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两条路径，提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第一次飞跃的理论依据，这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条路径。而生产关系改革引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水平跃升，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第二次飞跃的理论依据，这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条路径。在对安徽小岗和贵州塘约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可以明确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方向，着力改变目前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空置”状况，恢复和增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功能。在此基础上，分类设计农地制度的三类具体形式，一是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引导种田大户和家庭联合农场发展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引导“农户+公司”模式发展的农地股份公司。

摘要:承包地“三权分置”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是“三权分置”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评述方法厘清了“三权分置”的理论内涵，结合实际案例比较分析了政府主导型、股份合作型、市场主导型三种不同类型“三权分置”实践模式的产权基础、治理模式和经济绩效，并就“三权分置”改革中的产权界定、“三权”关系、经营权流转风险防范和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规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摘要: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创新探索和现实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此理论为逻辑主线，深入探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导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发展失衡；城乡、区域、贫富引发社会民生和阶级阶层问题交织叠加；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导致共生发展遭遇瓶颈；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致使转化衔接不稳等。为此，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以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逐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摘要:搬迁将改变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并促使其生计模式转变。对贵州省10个生态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表明：与搬迁前相比，搬迁后移民家庭的自然资本减少，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有增加，而金融资本大幅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占比下降，而其他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刚迁入新居住地时，移民家庭生计资本运营效率的改善不明显，但随后两年有明显提升；移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对其生计资本运营效率变化具有负向影响，其生计模式的选择可能存在失当。因此，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发展在搬迁后存在一个适应过程，政府要积极帮助移民尽快在新居住地实现生计模式与生计资本的匹配和互动改善，促进生态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基于一个含有资本结构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本文以2004—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对象，运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资本结构对我国“增长悖论”的影响，探讨资本结构影响我国“增长悖论”的深层次原因。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增长悖论”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结构没有朝着有利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方向变动，设备资本占总资本比重的下降抑制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破解我国“增长悖论”的政策建议，即除了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外，应该调整投资方向，引导资金避免过度投向建筑投资品，而是更多地投向设备投资品，以提高设备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优化资本结构，促进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

摘要:地方政府为获取经济效益和政治绩效而对金融资源展开争夺，进而形成地区金融竞争。基于省级区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存在互补型地区金融竞争，即各地区采取同样或相似的行为进行金融竞争。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竞争方式趋于多样化，并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从通过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到做大做强本土金融，既有行政职能部门（地方金融办）的隐性资金安排，也有政策推动性的金融话语权争夺（区域金融中心）。中央与地方间应合理分权和分责以正确激励和适度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避免过度的地区金融竞争；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引导与市场效率相结合以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深化地方金融改革以活跃和规范地方金融发展。

摘要:次贷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全样本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变动与A股市场波动存在相关性，残差Bootstrap窗口滚动检验发现其相关性存在结构突变，进一步利用小波相关系数和相位差进行修正，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变动与A股市场波动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中短期，二者变动具有同向性，主要表现在2003—2008年和2008—2011年两个时期的同时扩张，并存在彼此领先对方的情况，说明资金的成本性决定了其逐利性。在当前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对货币政策进行边际放松以对冲金融压力和风险，并对影子银行进行宏观审慎管理以在繁荣经济的同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福祉，关乎着人类和民族的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表现在生态优先、和谐共生以及永续发展。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产生大幅度变化从而影响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实现。在农耕时代，人与自然是基本平衡的；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失衡巨大；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也对自然造成严重伤害。新时代下，防治生态文明价值诉求失衡，应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理念出发，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建社会和谐，构建新型生态文明价值观，为生态文明提供政治及制度保障，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

摘要: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离不开优质清洁的农产品，农业污染问题不仅威胁食品安全，而且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农业污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竞争关系，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决定其更偏好于前者；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会鼓励这种行为，加剧了农业的污染程度；有效的制度安排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边界，能有效降低农业污染水平。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农业污染的区域异质性特征。防治农业污染应统筹好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关系，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机制，设计全面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以及多样化的财政支农方式。

摘要: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重庆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基础和功能定位具有明显异质性。上海自贸区的创新发展强调全球性、全面性、综合性和引领性，而重庆自贸区更加强调区域性和功能性；尽管重庆自贸区的建设基础弱于上海自贸区，但也具有“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接点的区位优势和铁路口岸优势。重庆自贸区应学习和推广上海自贸区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既要“向外看”又要“向内看”，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积极探索陆路贸易新规则，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实现的重要前提，也是创业成功的重要保障。采用三峡库区移民创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创业者先前经验和信息资源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向影响，先前经验对信息资源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资源在先前创业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先前创业培训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策环境负向调节信息资源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政策环境的改善，使创业者更多地接受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的重要性降低，因此，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有助更多的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和实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