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冲击的城镇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化发展则有助于减轻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述效应由于受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劳动需求弹性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应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加富有弹性。

摘要:农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职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逐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下乡”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雇佣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身份的蜕变和“大资本”功能的转换，管理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农业企业对“职业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管理等方面。目前，在“资本下乡”引致农业生产体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农民与农业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应有权益，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摘要:积极应用和推广清洁能源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必然要求。将农村居民应用和推广清洁能源的意愿分为使用意愿、投资意愿、购买意愿和人际促进意愿，采用对江西省农村居民的695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别对4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行为控制感知、清洁能源知识对4种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对使用意愿、投资意愿和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价值观对使用意愿和人际促进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对使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众心理对投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清洁能源示范县、效用感知对人际促进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行为便利对投资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摘要:发展服务业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且差异巨大，经济转型的目标、方式和途径也必然有所差别。以我国107座地级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服务业2005—2015年的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结论表明：资源型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滞后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进程；不同类别的资源型城市服务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各城市的特征与其区域分布、城市类型、经济增速和工业化阶段有关，尤其受到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业，不应单纯提升服务业占比和片面追求服务业高端化，而应与其所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并充分利用资源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摘要: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摘要:文章首先总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制，然后结合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从个体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制造业工人工资。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高技能工人、非生产性工人、外资企业工人以及中东部地区工人工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上述发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并且面临着被低端锁定的困局。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其关键又是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抵御国际性金融危机传导所带来的外部冲击。”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还在持续影响着部分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2015年底开始的美国第六轮加息周期和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次贷危机为背景，基于MIMIC模型对2005—2016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压力进行了测度，找到压力的来源为外汇储备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三个方面，进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从三方面提出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对策和启示。

摘要:“三变”改革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和推进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积极的尝试。本文总结了贵州省六盘水市推进乡村“三变”改革的背景、内容和运作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要科学把握“三变”改革形成的经验和取得成功的条件，汲取其制度优势的精髓；今后要进一步完善“三变”改革，仍有一些后续课题要做，即：完善创新创业环境，优化对新型经营主体及其带头人的培训提升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突出加强市场营销网络和品牌服务；引导农村服务业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网络化发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加强产权、要素流转平台建设，推进“三变”改革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农民培训，增强农民参与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的能力。

摘要: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载体，必须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成渝城市群（经济区）快速发展并日趋成熟，成为我国重点培育的城市群之一，但其一体化发展程度还有待提升，城市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在响应新发展理念、落实发展规划等方面仍大有作为。因此，成渝城市群应通过共立决心、共建机制、共筑内涵、共赢合作实现共生发展，以有效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和发展质量。

摘要:农产品品牌打造有助于拓展市场、提高销售价格和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可以增加农户收入。对贵州9个地州市的调研表明，品牌打造有利于农产品市场拓展，但农业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有待提升。目前，贵州省的农产品品牌打造与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还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存在品牌意识淡薄、品牌延伸不足、规模效应不佳、品牌营销水平低、地理标志品牌滥用等问题。因此，需要增强品牌意识，强化品牌延伸，扩大规模效应，优化营销手段，规范品牌管理，进而建立和完善品牌打造与脱贫致富的联动机制，并充分利用品牌价值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脱贫攻坚效果。

摘要: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社会资本，会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与民营企业相比，地区幸福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但这一负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进而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网络是由核心军工企业主导的，具有其特殊性。采用在陕西省的调查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心理契约及合作满意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军工企业与网络成员间的心理契约包括交易型、关系型和发展型三个维度；核心军工企业与网络成员间心理契约的履行程度和合作满意度与网络稳定性显著正相关，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履行程度与合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合作满意度对心理契约与网络稳定性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在军民融合技术创新过程中，要关注心理契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尤其要提高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履约质量，提升各方合作满意度，以保障网络的稳定运行及技术创新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