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文献法和比较法，对中国耕作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当前中国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的现实背景，归纳轮作休耕国家试点和地方试验的做法，分析传统耕作制度对轮作休耕的经验意义，提出完善轮作休耕制度的思路。研究发现：（1）中国主要经历了撂荒耕作、休闲耕作、连作耕作和复种轮作4种耕作制度，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土地用养结合模式及相关的一整套技术措施。（2）目前高度集约化的复种轮作制使耕地产能严重透支，耕地总体健康状况堪忧。（3）中国实行轮作休耕可从传统的用地养地模式中汲取经验，但并非简单的复制。（4）实行轮作休耕制度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制度基础和政策环境，需要在区域操作模式、技术路径、时空配置等方面进行完善。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及农业信息服务网络通过环保信息传播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进而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基于信息传播培养理论，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信念—价值—规范”理论构建亲环境行为理论模型，并采用甘肃省19个县（区）542户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环保信息的有效传播可以潜移默化地强化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责任归属均对其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农户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水平对其亲环境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应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对农户亲环境价值观及主体责任认知、亲环境行为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并充分发挥农村干部、党员、能人等的带头示范作用，以有效促进农户亲环境行为。

摘要:本文基于公共政策扩散理论，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权力清单政策文本的对比分析，从时间、空间、清单内容和扩散方式四个维度探究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扩散规律。研究表明，权力清单制度扩散随时间推移明显呈现出“S型”曲线增长趋势；空间上区域邻近效应显著且以“试点—推广”为基本扩散路径；清单内容兼具政策模仿和制度创新的双重特征；扩散方式则表现为文本设计上的“权责合并”与“权责分立”两种差异化模式以及职能部门和权力类型两种分类标准。

摘要: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摘要:由于寿险业自身的行业特性和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目前我国寿险公司的盈利模式倾向于以投资收益为主导的“海派”模式，盈利来源过度依赖投资收益，且承保业务处于亏损状态。“海派”盈利模式受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存在着重大隐患和风险，寿险公司应适当淡化“海派”盈利模式，并强化“山派”盈利模式，从“以利差为主”向“综合盈利”转型。寿险公司应该重视并积极提高承保利润，加强保障性的利润相对较高的寿险产品开发与销售，压缩银保渠道业务，增加个险渠道业务，并强化风险管控，规范营销方式，通过产品和渠道的结构转型实现盈利的“承保＋投资”双轮驱动。

摘要:基于2006—2015年我国省级区域创新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和QAP回归分析，考察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各区域创新均不断加强，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各区域趋向平等化发展，区域创新的空间联系更加紧密，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创新中心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吸引其他地区的创新资源流入，并对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有较大影响，其区域创新联动也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区域差异均显著影响区域创新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应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创新政策，充分发挥各区域在整体创新网络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创新环境和创新活动的区域差距，促进整体区域协同创新。

摘要: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技术引进来源地的不同可能是其技术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将技术结构分为技术等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类型（技术进步偏向）两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结构；将技术引进来源地区分为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发达国家），分析不同来源地的技术溢出（进口技术溢出和FDI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珠三角的技术等级从高于长三角转为低于长三角；长三角的技术类型为资本偏向型，而珠三角的技术类型为劳动偏向型；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促进了长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并使其技术类型朝资本偏向型方向发展；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出抑制了珠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且使其技术类型朝劳动偏向型方向发展。不同来源地的技术引进对地区技术结构有不同的影响，各地区应根据自生的产业发展需求和要素禀赋结构选择适配的引进技术，并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以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摘要: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4月将迎来环保税的第一个征期，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供给创新，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环境税的实施具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从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沿革看，环保税是一种良性善治的税收制度。但为更好地发挥环保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短期内应当着力解决当前环保税实施过程中的机制和技术障碍，确保环保费改税平稳过渡、顺畅运行；在长期内应当持续深化改革，完善优化税制要素设计，让环保税制度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

摘要:发展“绿色矿业”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绿色矿业”发展具有主旨统一性和实践多样性、国家主导性和企业渐进性，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构建和政策支持。“绿色矿业”的运行体系是由相关主体（绿色政府、绿色企业、绿色社会、绿色市场）及其功能共同形成的网络结构，各主体多元化、多维度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绿色矿业”的有序发展，最终实现“矿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我国发展“绿色矿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既有目标的同一性，又有方式的差异性。当前，我国“绿色矿业”发展还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发展格局不协调、协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行业协会及社会的协调支撑作用，并构建和优化“绿色矿业链”和“绿色矿业区域板块网络”，推动“绿色矿业”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摘要: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

摘要:目前，国际金融监管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标准的制定主要反映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其复杂和严格的监管标准不但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相适应，而且阻碍了其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监管必须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以顺应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科技的创新。国际金融监管要突破金融稳定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追求金融稳定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目标；要通过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改革，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可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有效管控金融科技和创新产品（服务）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