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现实依据，其形成经历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后，随即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计划经济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主要还是在摸索中前进。“只争朝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体制日益僵化。到中美、中苏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中国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方略。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随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规模发生质变上了台阶的标志。

摘要:在城乡差异较大、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背景下，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将持续存在；而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非农转移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及其成本上升必然引发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替代。基于2004—2015年我国粮食主要种植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致的农业生产要素替代问题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化肥施用过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三大粮食生产中的化肥施用量均已超过了经济意义上的最优施用量，存在“经济过量”问题；由于劳动力成本增长远高于化肥价格增长，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导致农民化肥施用过量的重要原因，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化肥施用之间存在要素替代关系。因此，只有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优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化肥过量施用和农业生产要素低效配置问题。

摘要:现阶段我国宏观层面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和流转机制仍处于加紧构建和完善过程中，急需微观层面的创新实践提供经验支持和政策借鉴。四川省安岳县农村土地流转具有土地利用特色鲜明、推行时间长、流转规模大、流转效果较好等特征，但也存在流转行为不规范、农户利益难以保障、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关键问题。近年来，安岳通过建立“信用保证金”制度、“照市过价”制度和“土地再流转”制度，达到了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定价市场化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应加强对承包业主的信用评价与监管，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定价市场化，充分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摘要:土地细碎化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也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土地细碎化表面上是地块的细碎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的细碎化，而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土地整治，都未能从根本上整合细碎化的土地产权。怀远县基于方便农民耕种的需要，在基层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组织调整土地的功能，通过“三不变、两提倡、一调整”形成了“一户一块田”的耕种模式，有效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难题。我国农村土地细碎化治理及制度变革，必须强化集体组织的土地统筹权利和能力，赋予其相应的土地（地块）调整职能，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立足于小农经济为主的基本国情，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为满足现代化小农生产提供服务；既要尊重各地群众的意愿和创造性，也要规范指导，有序推进。

摘要: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407家农民工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的3个维度（规制环境、认知环境和规范环境）和组织合法性的3个维度（实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均正向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制度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组织合法性也具有积极影响，组织合法性在制度环境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还具有中介作用。特困地区农民工新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各层面制度环境的调整及完善，农民工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合法性来促进自身成长，而其合法性地位的增强又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积极提升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合法性，以促进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

摘要: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却并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改善或提升。采用30个样本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经济趋同的同时，也使得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与其他地区相比增长更快，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未得到显著改善。在既有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下，西部大开发初期着力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忽视教育事业、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等软环境建设，导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对增加。因此，在今后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当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化水平，才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

摘要:金融包容旨在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能够以一个负担得起的成本、适时适地地获得金融服务。基于对我国30个省市区2006—2013年综合金融包容指数（IFI）的测度，运用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其区域敛散性，结果显示：我国区域金融包容水平存在着三个收敛俱乐部，大多数省份属于水平较低的俱乐部，且俱乐部的地理划分并非简单地服从于东、中、西部。进一步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经济规模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属于金融包容水平较高层次俱乐部的概率就越大；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属于金融包容水平低层次俱乐部的概率越大。较低层次俱乐部的地区要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处于同一个俱乐部的地区应加强经济合作和信息技术合作。

摘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对上海市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调研表明，当前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从监管主体看，国资委定位不明确，监管组织体系层级多且权责关系不清晰；从监管对象看，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依然存在；从监管环境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依然存在，配套改革匹配度不足。因此，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上到下进行顶层设计、从下到上完善基础环境。上海市应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和权责关系；优化底层制度安排，化解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完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制度环境。

摘要: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摘要: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由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大型综合系统，每个子系统内部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共同维持着整个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对2005—2014年三峡库区26个区县的分析表明：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并渐趋健康协调，但目前耦合协调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库首、库腹地区是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实现耦合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未来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将会走向高水平协调阶段。应加快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绿色化、高级化、合理化进程，库首和库腹地区要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库尾地区则要“全面开花，整体优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重构基于流域发展的大三峡库区，以促进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实现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发展。

摘要:能源消费的增长会促进工业产出的增长，但也会阻碍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利用中国2000—2014年工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相关数据，测算能源消费和其他要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并运用LMDI能源强度分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对工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特征，能源产出弹性接近同期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要素贡献则表现为“资本和能源为主，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为辅”；工业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下降幅度趋缓；工业能源强度的降低得益于各行业普遍的技术进步，但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能耗已越来越难；工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高耗能产业增加值比重不降反升，结构因子对能源强度降低具有负作用。因此，未来要进一步降低工业能源强度，必须重点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升级，减少工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摘要:资源错配的成因主要源自不同维度的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C-D确定性前沿参数模型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用OP协方差法对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行测度，进而从微观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发展战略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资源错配的成因，结果表明：企业TFP异质性主要与其市场结构（垄断及规模经济）、所处地区（城市和省份）以及所有制等维度的差异有关；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造成各地区15.0%~52.7%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12.8%~45.1%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2.4%~8.5%的产出损失。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注重内部竞争优化，同时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职能。

摘要: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养老，是老年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状况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基于可能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自理能力禀赋，采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相关数据，检验老年人资源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的影响，分析表明：女性老年人、年龄较小的老年人和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而老年人自理能力禀赋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一是要从供给侧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方式需求，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增加养老机构数量，构建“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二是也应该密切关注老年人的资源禀赋状况，尤其要保障老年人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