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内部人协议引起的失业呆滞引入NK-DSGE模型，分析失业呆滞对我国失业及其持续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失业呆滞不仅影响了外生冲击下失业的动态反应及其持续性，并且对宏观经济及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永久性伤害。进一步分析失业呆滞显著存在背景下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效应，结果显示：失业呆滞几乎不能影响最优货币政策机制对失业的稳定作用；而在Evans规则下，失业呆滞显著影响了货币政策对外生冲击下失业动态的影响，失业问题在短期中难以有效缓解，但相比基准货币政策机制，Evans规则仍实现了社会福利的相对改进。因此，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打破行政性用人体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而消除失业呆滞的制度性诱因，将有利于发挥Evans规则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作用。

摘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理论上构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般分析框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构建由环境分析、行为分析、结构分析和绩效评价四个部分组成的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EBSP分析框架：环境分析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分析；行为分析考察政府、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选择与演化；结构分析研究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亦是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绩效评价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角度来进行，以收入指标为主、效率指标为辅。还应深化制度改革，规范主体行为，优化内在结构，完善激励机制，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摘要: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一事一议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基本机制，该机制下社区公共项目建设需要村民进行集体选择，并由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一事一议早期项目建设基本依赖“民办”，村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2008年后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进入了“民办公助”新时期，有效调动了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建设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财政奖补没有直接对村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激励。基于福建省的调研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之所以被调动，是由于政府与村民联合起来向村干部施加同向而有效的影响，其中乡镇通过村干部绩效考核、村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干部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村民直选导致村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村民民主机制，继续提高财政奖补额度，并给予人口规模小的村庄更多支持，以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摘要:推动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交通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对落实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长江经济带提出的背景、战略意义、空间布局以及中国物流空间格局演变入手，探讨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现状与问题、规划目标与建设重点，以实证分析重庆战略与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的契合，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摘要: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为研究样本，将经济系统分为经济生产子系统和环境治理子系统，采用网络SBM-DEA模型对2001—2013年中国及各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计算各地区经济生产效率与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呈现“U型”变化趋势，2001—2007年下降，2007—2013年逐步回升；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区域逐步由北部沿海向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扩散，西南地区低碳经济增长效率有所提高但整体仍处于效率一般状态；经济生产效率明显高于环境治理效率，且整体耦合协调度偏低。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的共同作用，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施因地制宜的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摘要:采用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2000年和2014年人均GDP数据分析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其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存在，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俱乐部”式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地理位置、期初发展水平和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单元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而政策效应表现出异质性，2014年之前的区域政策对京、津两地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阻碍了河北的经济增长。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重点，尤其应细化河北的区域发展政策；要强化滨海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冀中南的集中连片慢速增长地区快速发展。

摘要: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471号令）移民政策的进步性、局限性、制度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进行评价，有助于条例的修订完善及水利水电移民事业健康发展。471号令相对于74号令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一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发展要求，需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完善：移民管理体制要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实现创新发展；要进一步明确项目法人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实现协调发展；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新要求贯彻到移民工作中，实现绿色发展；要消除部门立法、行业保护的影响，实现开放发展；要更多地让利于移民及安置区群众，实现共享发展。

摘要:本文在清楚当前外贸问题的基础上，建议抓紧贯彻实施创新、绿色、协调、开放、贡献的五大发展理念，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全面推进外贸调结构稳增长，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特别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三个层面应共同努力，在“十三五”或中长期规划中重视和挖掘外贸的经济拉动作用，早日推动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乃至世界贸易强国。

摘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虽然各区域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但缺乏内生动力的西部地区却并未陷入恶性循环，同样保持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由于市场中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流失，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如企业家般直接干预经济，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发展引入大项目创新，实现了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种经济发展策略由于政府可调配资源日益匮乏而逐渐失效；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区域内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大、中、小规模创新的协同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策略选择。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科学制定发展目标，积极转变职能，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激发出区域内的企业家精神。

摘要: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摘要: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摘要:以成都、重庆和昆明三地企业的581个员工为样本，分为薪酬差距与员工公平差别阈有差异组和无差异组，分析薪酬差距与公平差别阈差异对员工分配公平感、任务绩效及偏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无差异组中的员工分配公平感和任务绩效显著大于有差异组，而员工偏离行为显著少于有差异组；在普通员工与基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与一般高层管理者、与公司“一把手”4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分配公平感存在显著差异；在同类岗位普通员工之间和普通员工与公司“一把手”2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任务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在同类岗位普通员工之间、普通员工与基层管理者、与一般高层管理者、与公司“一把手”4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偏离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应科学测定不同层级员工所认同的公平差别阈，进而设计合理的薪酬差距。

摘要: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