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在社会经济实践的推动下，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之间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其创新发展必须根植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摘要: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长期缺失空间维度，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新”新贸易理论则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基于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其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三大分析框架，即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和BEKJ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应积极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简单的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优化路径。

摘要: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为政策基调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由于利益分配矛盾凸显而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以及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的政策悖论，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只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以及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土地征收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向以“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目标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升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和对话机制的公平，需要修订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并建立和完善“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摘要:我国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进而形成差序治理机制。在农地流转实践中，流转合约存在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多种方式，农户对合约方式的选择受其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是差序治理的结果。采用对江西和辽宁两省1 628户农户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多地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多地采用市场治理范式而签订书面正式合约。政府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应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摘要: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如何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们提出共抓大保护、齐建绿长廊的战略对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城镇化战略，以市场手段吸纳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工业进园区，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上下游共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摘要: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1995—2014年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空间网络关联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空间网络关联特征显著，分为“辽宁”和“京津冀鲁”两个子网络；网络密度稳步上升，但仍然较低；核心区域的经济比重有所降低，但份额始终较大；网络效率在波动中趋降，空间溢出效应趋于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济南等9地属于“主受益”板块，石家庄、保定、潍坊等19地属于“经纪人”板块，沈阳、大连、鞍山等4地属于“双向溢出”板块，而秦皇岛、承德、葫芦岛等12地属于“净溢出”板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控制FDI区域差异以及投资多元化等有利于环渤海地区增强区域经济空间关联。应多途径构建区域经济关联通道，打造“环型”网状关联经济，并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多元化发展增进区域经济空间关联。

摘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提高知识产权利用价值、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助推企业技术创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重庆市自2008年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来，通过搭建服务平台和流转市场、扶持中介服务、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能力较低、政策体系不完备、市场机制不健全、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以及市场规模较小等问题。应紧密结合重庆市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大企业创新研发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价值发现和实现机制、相关政策支持体系、知识产权评估体系、风险补偿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和人才服务，进一步推进重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健康发展。

摘要:由于国家（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外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利用1995—2013年中国—东盟10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总体上有助于金融发展；金融开放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但对股票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不确定；银行集中度的下降能促进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显著促进金融发展，而制度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出现不确定性的原因不仅在于各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更在于其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不协调（结构不匹配）。因此，中国—东盟各国应积极推动贸易开放，适度金融开放并逐渐消减利益集团的阻挠，提高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的协调性，并加强金融合作，以促进各国金融发展及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摘要:我国公租房领域存在投资主体单一、政府财政压力大、市场参与度不够、配置低效、供需失衡及错配、贫富分区程度加大等问题，需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予以解决。发达国家住房福利政策的演变表明，住房政策应与住房市场供需状况相适应，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须从“公共住房的直接供给者”走向“市场化供给的环境营造者”，即从“补砖头”到“补人头”是住房福利政策演进的必然趋势。我国公租房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住房供求情况相匹配。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实物配给逐步过渡到市场化供给；另一方面，要积极打造健康的住宅租赁投资市场以促进公租房供给市场化，并通过开发配建和货币化补贴等措施促成公租房“隐形化”混合居住模式。

摘要:互联消费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普惠金融，可使消费金融服务低成本、高效率地延伸到长尾人群，并低风险地覆盖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我国消费金融市场远未饱和，互联网消费金融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创新空间，目前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主要有6种：传统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互联网化、消费金融公司的消费金融互联网化、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分期购物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垂直细分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和P2P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偏爱网络购物和超前消费的年轻人群成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主流人群，其产生的羊群效应带动了网络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杠杆消费，互联网消费金融将持续有效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因此，要鼓励、规范和引导互联网消费金融健康发展。

摘要:气候变化不但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生影响。利用我国26个省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气温和降水量变化对我国种植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看，年平均气温上升有助于降低化肥的使用强度，而年降水量的增加则会提升化肥的使用强度；对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增加、气温上升均会导致化肥使用强度增加；对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气温上升会导致化肥使用强度下降，但是降水量增加对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气候变化对不同气候区农业生产的化肥投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关化肥控制的政策有必要考虑气候因素的影响，政策目标的设定也应体现区域差异。

摘要: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