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显然没有像指导发达国家那样成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依靠外部注入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未能培育出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民企业体系和成熟的本土资本市场，其经济体构造先天性存在缺陷，进而使其国民经济循环存在三种经济漏出，即国际漏出、政府漏出和寡头（分利集团）漏出，而无论是外部注入和还是内部注入的作用都被这三种经济漏出抵消了，并导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提供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失效。堵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循环漏洞的关键是培育健康的国民企业和建设维护本土资本市场，进而构造健全的经济体。从长远角度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调发展，流体力学和国民经济循环的“注入—漏出”机制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为了解释资源诅咒原理在现实中表现的不一致性，将经济发展阶段因素引入以构建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的逻辑结论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初级产品贸易促进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福祉；而在工业化初期之后，丰富的自然资源则通过“荷兰病”等机制阻碍经济结构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表现为资源福祉，而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则遭遇资源诅咒，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框架的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对经济结构的动态监测，可以将对资源诅咒的事后监测转变为过程监测，以利于采取相应项措施避免资源诅咒；政府应致力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资源丰富区域在资源福祉期应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协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初始逻辑，通过竞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利益诉求，生产工具革命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当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趋势是：智能生产、市场响应与能源革命相结合，重置整体与部分技术关联的新型模块化以及大数据化、数字化、绿色化制造与产业生态系统支撑。应通过模块化、互联化和定制化实现科技进步与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互动，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应用增材制造技术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辅助要素，通过智能化、大数据化和能源互联网寻求在“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变的突破口。

摘要:庭院养殖是农村传统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通过充分利用宅基地空间、劳动时间和各种当地农业资源，庭院养殖可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提高消费水平。但随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传统的庭院养殖日渐式微。对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那些保持更为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或时间成本较低的农户会更多地从事庭院养殖，越往西部庭院养殖的概率越高，基础设施条件越好庭院养殖的概率越低；同时，一些社会人文因素也会对农户的庭院养殖行为产生影响。在一些庭院养殖仍具有较重要价值的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改进基础设施条件等提高农户从事庭院养殖的积极性和便利性。

摘要:粮食价格倒挂是近年来国内粮食市场呈现的典型价格现象，也是制约现阶段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可持续性的重大难题。尽管现阶段粮食价格倒挂的政策性起因与“统购统销”和“双轨制”时期的粮食价格倒挂相似，但已从绝对倒挂转变为相对倒挂，应对环境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现阶段粮食价格倒挂问题，既不能走计划经济的下游管控老路，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目标价格政策的推广，加上近年来国际粮价低迷以及WTO规则的约束，近期的粮食价格倒挂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粮食价格倒挂问题的解决，需要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市场化改革，做到市场化目标下的短期适应（粮食加工业转型升级）与长期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相结合。

摘要:欧美农产品最低价格和目标价格在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进出口政策和政府财政能力等约束之下，长期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了欧美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护性收购方式下的最低价格干扰了市场价格的形成，非保护性收购方式下的最低价格对市场价格的形成没有影响，目标价格有效维护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最低价格和目标价格的使用与农产品供求状况没有必然联系，而最低价格的执行方式由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产品供求关系决定。我国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抬高了市场价格，但其“拖市”功能有利于稳定农产品生产，而目标价格的反周期功能可稳定农民收入。因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不能以农产品目标价格取代最低价格，而应分品种施策不同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摘要: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难题之一。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基于SUP-CCR-DEA模型，在保证整体效率最优的同时，增加政府进行区域补贴后的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最小化的约束条件，建立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兼顾模型，对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并用锡尔系数进行验证。分析表明，通过政府补贴改变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区域经济公平性，也可增进整体经济效率；西部和中部地区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在缩小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各大区域内部的经济公平性。

摘要:利用“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仅限于边境县所提供的“自然实验”，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估，分析表明：从总体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但不利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不显著；从动态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由负转正、逐渐增强，对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减弱的趋势，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持续为负。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确实促进了边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边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

摘要:台商投资大陆在当地形成的产业网络是其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台湾制鞋业在广东东莞产业网络的形成，既与其以中小企业为主有关，也与台湾地区政府的政策引导、商誉和信用以及人际关系有关；产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台商降低交易成本、分散经营风险、提高生产技术，并保持企业间稳定的关系，保证货源的充足和供货的及时，有利于营运效率和竞争优势的提升。东莞制鞋业由于有着完善的产业网络而仍将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但也应在区域转移的同时积极转向高端发展；中西部地区应以“全产业链”模式吸引台商投资，注重感情招商，实现产业转移从“外生性嵌入型”向“内生性根植型”的模式转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扶贫实践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社会救济式的非正式扶贫阶段、正式扶贫的起步阶段、扶贫攻坚阶段、长远规划阶段和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阶段；其间，扶贫政策的变迁呈现出七种趋势：从救济式非正式扶贫到专业扶贫开发、从局部扶贫到全面扶贫、从单一要素扶贫到综合要素扶贫、从粗略扶贫到精准扶贫、扶贫目标从短期实现和解决生存问题到长远规划和兼顾生存与发展、扶贫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化、扶贫措施从简单和非专业到多样和专业化。目前残疾人扶贫仍然存在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精准化程度不够，各部门扶贫任务不明确、考核机制缺失，领导机制与服务机制不完善，注重客观扶贫、不注重主观扶贫等问题。应坚持多元、综合的残疾人扶贫方向，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领导机制和服务机制，并充分发挥贫困残疾人的主体能动作用。

摘要:公交公私合作既是缓解财政压力、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也是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应用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交公私合作经过初期尝试、探索迈进、改革热潮三个阶段后，出现了“民退国进”的逆民营化现象。国内外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公交公私合作的成败和绩效受到体制环境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需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立法、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化人才以及完善的财政补贴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依法监管水平，优化监管方法和手段，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以有效推进公交公私合作改革实践。

摘要: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分析表明，所有制经济多样化程度越高，混合市场的经济产出越高。采用中国25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以四种经济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的平方和构造所有制多样化指标，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多样化所有制结构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长短期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确实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国有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全国普遍性，但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以及外商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推动的区域差异性较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目前混合市场的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应在合适的地区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摘要:组织不当行为是指有害于组织或其他员工的消极行为，员工消极行为的产生为与组织的领导者如何对待员工息息相关。基于对中国多地企事业单位502位员工的问卷调查, 考察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不当行为的影响，并着重分析其中间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组织不当行为显著负相关、与组织认同显著正相关，组织认同与组织不当行为显著负相关；领导者表现出越多的道德型领导行为，下属员工的组织认同越高，组织认同在道德型领导影响组织不当行为机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高印象整饰员工组织认同与组织不当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比低印象整饰员工强，印象整饰对道德型领导与组织不当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应通过增加道德型领导行为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及印象整饰倾向，以有效防范组织不当行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