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学界主要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与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以及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流观点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强调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发生。此外，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工商资本的划分、差别化监管的依据以及“非粮化”控制的区域范围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广，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跨区、跨省迁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而自发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地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的。基于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从收益成本的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测算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区统计数据，测算2013年各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省际迁移收益矩阵、人口外迁拉力和内迁引力，分析表明：各省区内迁引力差距巨大，而外迁拉力基本一致；农业转移人口是流入本省区城镇还是流向外省区城镇，主要取决于本省区的内迁引力，内迁引力大于外迁拉力的省区即为人口净迁入省区。进一步的预测分析表明，各地人口还会流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人口迁出地区需要有超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加快改善劳动力收益状况，才能留住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

摘要: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理监事会对其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构建以SCP分析范式为基础的理论模型，采用对我国省级以上果蔬类示范社的调查数据，分析理监事会特征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定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提升；理事长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但会导致惠顾额返利率降低；理监事会成员交易量占比提高，有利于合作社利润率和惠顾额返利率的提升；理监事会开会次数的增长不利于合作社利润率的提升。因此，需要保持合理的理监事会成员规模，吸引规模经营的专业化农户进入理监事会，允许理事长持有合理的合作社股份，通过多途径沟通提高决策效率，少开无目的、低效率的会议。

摘要: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各类金融活动参与者共同维护金融秩序、推进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相互关系；依法治理、市场决定、双向开放、风险可控、权责明晰是衡量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五项基本标准。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治理格局，监管职责和监管协调有待改进，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应发挥中长期规划立法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我国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几个重要关系，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及改进机制，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制定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摘要:电商诉求摆脱快递制约造成的“短板”效应跨界快递，快递谋求新的“利润源”跨界电商，电商与快递的跨界经营成为网购业的“新常态”。供应链销售端上下游的竞合关系为两者跨界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实中双方的跨界行为又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跨界并非所有企业最好的选择，不同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跨界与否及采用什么模式跨界。在中国网购市场增速趋缓但依然保持较高增长的情况下，电商与快递的跨界经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电商与快递行业内外洗牌趋势势不可挡，两者的跨界最终将演变为融合。

摘要:基于城镇居民家庭特征变量和组织变量，采用CGSS2013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获取概率和获取不同类型住房概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针对福利分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居民的住房水平，但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资源对住房资源仍然保持着占有上的优势。非市场因素对居民住房的获取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拥有制度优势的城镇户口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商业精英在优质住房获取的机会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应继续深化以市场配置资源的住房制度改革，也要积极探索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等级”观念的消极影响。

摘要:通货膨胀惯性内生于通货膨胀动态演进系统中，并会制约外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而导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成本增大。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不包含内在的通货膨胀惯性，无法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惯性问题。构建包含通货膨胀粘性假设的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较高的通货膨胀惯性意味着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较高的反通货膨胀成本，中央银行应该赋予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并将市场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摘要:基于要素增强型生产函数构建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7—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制造业部门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1987—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并且其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基本偏向资本；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对整个制造业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与1987—1999年相比，2000—2013年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下降；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资本替代劳动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较小，而工资上涨进一步诱导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为保障就业稳定增长，应加强对前沿技术引进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降低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摘要:将技术创新分解为技术创新人才、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成果三个层面，采用1997—2013年统计数据，运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和C—D函数，对技术创新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已十分明显，但其地位尚不牢固，投资和要素驱动仍是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技术创新人才和投入是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技术创新成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进和培育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力度，加速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重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摘要:以公司风险为切入点，以1999—2012年我国2 375家上市公司19 469个年度观测值为研究样本，检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治理效率，并通过交互效应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前监事会治理效率微弱，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后监事会治理效率有了明显改善，说明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增加了治理监督的制度供给，优化了制度结构，获得了制度竞争带来的红利。（2）勤勉履职的独立董事有利于降低公司风险，表明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独立董事具有经济合理性。（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两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说明从公司微观层面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职能冲突，并不利于降低公司风险。采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双头”监督模式难以从根本解决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监督的有效性问题，最佳的选择是，允许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同时并存、共同竞争，许可公司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内部监督模式。

摘要: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家族企业正在进入传承的高峰时期，而家族传承是家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网络战略是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选择。采用对浙江和重庆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伙伴间信任关系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家族传承意愿正向影响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密度，负向影响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2）伙伴间信任关系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密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应与家族传承意愿相匹配，着力培育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并加强对伙伴间关系的维护和管理。

摘要:上市公司控制权与代理权的分离带来了终极控制人与直接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产权属性和控股结构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直接控制、国有金字塔控制、民营直接控制和民营金字塔控制四种类型，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总收益、显性收益、隐性收益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国有直接控制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的各种收益均有显著影响；在国有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的隐性收益有显著影响，但对其显性收益的影响不明显；而在民营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收益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