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摘要:内生金融不足是中国农村金融供需不匹配的重要原因。目前新兴的农村“互联网+产业链”金融模式，是一种各市场参与主体通过竞争博弈自下而上形成的、弱政府干预的、金融效率较高的、市场竞争充分的“内生性”农村金融模式。结合农村内生金融理论，对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互联网+产业链”金融模式通过核心企业主导创新、产业链金融支撑、移动互联网覆盖、大数据征信、整合各类金融机构等机制，有效推动了中国农村外生金融内生化发展，促进了农村金融的供需匹配和深化。但由于核心企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发展战略不当等问题，加上我国金融管制力度较大，制约了农村“互联网+产业链”金融模式在全国范围的推广，需要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加以规制和完善。

摘要:当前我国农民自身增收能力较弱，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下的低水平就业能力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根据在重庆市的调研资料分析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教育—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收入”是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路径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根本途径。

摘要:在当前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趋向公平、地区及学校间教育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学区房”溢价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县为例，在考察“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对“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后者，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是近年来我国“学区房”溢价水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理“学区房”问题不仅要均衡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要有效遏制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成为热点问题。本文借鉴境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构建电子商务税收的电子发票征管架构，从纳税主体、征管流程和委托代征等角度设计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制，并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征管信息平台、出台优惠政策、加强人才培养等对策建议。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日、韩、俄分别推出各自的基于亚欧经济合作的“丝路战略”，并希望以此为契机带动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各国的“丝路战略”均聚焦于中亚地区，但覆盖范围不同，战略意图和目标也不同。中国的“丝路战略”拟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合作共赢的内在价值；美国的“丝路战略”强调其主导的“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日本的“丝路战略”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站住脚跟，实现能源重心转移；俄罗斯的“丝路战略”试图恢复其传统政治影响，由“俄白哈关税同盟”逐渐向“欧亚联盟”过渡；韩国的“丝路战略”意欲通过中亚经济的繁荣寻求能源合作。中国要积极搭建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平台，扩大“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盟，并重视人文交流。

摘要:全球经济走向与产业演化正逐渐呈现多元化、体系化、合作化趋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转型已刻不容缓，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在扩大内需基础上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必然。“一带一路”战略促成的地缘经济新格局，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打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高端产业输出和关键要素输入的封杀，打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硬件和软件层面互联互通的芥蒂，连点成面，立面为体，构建大空间资源整合新体系；要适应沿线国家（地区）国情（区情）及发展状况的非均质性，采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竞争力培育措施，发挥广义资本要素作用，以诚意推动产能转移和合作，注重软权力建设，掌握信用评级主动权。

摘要:不同于单中心城市的“圈层式拥堵”，以重庆市为代表的组团式城市交通拥堵的空间特点是“哑铃式拥堵”，但有向“圈层式拥堵”发展的不良趋势；空间利用过密及单质化倾向、产业布局分散、职住分离、城镇化快速推进、汽车消费过度及其顽固性必然引致交通需求的顽固增长。组团式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方向应是产业聚集与组团特质相结合：维持、优化城区特有的组团特质，在组团空间内部形成关联产业群聚集并实现组团服务功能的融合，避免组团间的交通便利化导致的产业分散布局，组团间使用大容量交通进行连接，形成TOD式“城市交通—城市组织”的空间串联组合，最终形成不同产业归位于不同组团、关联产业群及其人群归位集聚于一个组团、产业与组团和谐共生的合理城市布局。

摘要:物质流分析是制定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政策、克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重要工具。利用统计学、主成分分析和超效率DEA分析等方法，对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经济活动的物质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物质投入存在明显的有规律的省际和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明显；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密度、人均物质资源蓄积存量、人均GDP、产业结构、R&D投入及矿产资源禀赋强度等，社会经济综合成分、二产比重及人口密度二维成分和资源禀赋单成分是解释其大部分差异的三个主成分；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新疆等省市区的相对物质综合利用效率大于1；根据物质投入强度和物质利用效率，31个省市区可划分为四个类别。

摘要: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研究法律服务（以律师服务衡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包括出口选择和出口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法律服务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U型”，即我国法律服务数量的增长对企业的出口先是具有正向影响，达到第一个临界值后则表现为负向影响，而达到第二个临界点后又表现为正向影响；法律服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目前，我国法律服务质量本身决定了其对企业出口影响的方向，低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并不能促进企业出口，只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才能促进企业出口增长。应加大律师教育培训力度，并在“互联网+法律”视阀下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方法，推进法律服务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的转型升级。

摘要:采用2002—2013年我国对33个国家（地区）文化产品出口额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我国文化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静态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和进口国（地区）的经济规模、进口国（地区）的收入和科技应用水平、共同边界和共同自贸区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文化距离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地理距离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并不显著；动态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前一期文化产品出口对于当期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部分抵消了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阻碍作用。经济新常态下，应以经济总体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弱化文化距离的阻碍作用；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从经济合作中拓展文化产品出口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