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摘要: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摘要:推进城镇化是增加我国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02—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为0.589，在城镇化水平高（大于0.589）的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门槛值。应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次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摘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谁来种粮”和“如何种粮”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性课题。土地问题、收入问题、权力问题、发展问题和职业培育问题是新时期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五个价值维度；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摘要:“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要内容，为考察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中共同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保障民生，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呈现出“倒逼—错位—失衡”的演变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纠偏利益关系失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规范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摘要: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摘要:我国现行军人养老保险是军队统筹，且保障范围狭窄、制度衔接不畅、实际养老待遇较低、财政负担过重、基金管理效率低下；为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民统筹和切实保障军人的养老权益，应构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辅以年金账户的新型军人养老保险制度。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来源于当前军人养老保险制度下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军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进行模拟测算，结果表明：截至2090年底转轨成本将全部显性化，“老人”和“中人”的转轨成本都呈先增后减的趋势，2035—2065年的转轨成本最高；借助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积累的缓冲和人口年龄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能够分散制度转轨带来的财务支付风险，改革不会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应坚持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改革方向，积极推进军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摘要:选择中国西部的9省区和18个相关国家，基于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省区尺度和国家尺度）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空间关联网络，采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4个时间断面的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可视化网络结构拓扑图，并对关联网络的拓扑学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省区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国家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则保持稳定增加；四川、重庆处于省区尺度贸易网络中心地位，陕西、宁夏、青海则处于边缘地位，新疆、甘肃逐渐向边缘移动，云南、广西则逐渐向中心移动；欧洲国家大都处于国家尺度贸易网络中心地位，而中亚五国处于边缘地位，中国的地位跃升趋势最为明显；省区尺度贸易网络内存在5个凝聚子群，国家尺度贸易网络内存在9个凝聚子群；省区尺度网络的贸易联系基本平衡，而国家尺度网络的贸易联系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应加强区域合作，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网络组团结构，充分发挥网络核心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经济带”区域共同发展。

摘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等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化、节能减排压力大等，又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西部开发依然位居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四大总体战略之首，“一带一路”新战略昭示了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方向和新蓝图；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东、中部地区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摘要:在城市群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引擎的同时，雾霾、流域治理、污染物排放等区域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与单一城市的污染治理不同，城市群由于各城市距离较近，经济发展基础趋同，存在“毗邻效应”。通过制度类区域公共品供给可以实现城市群环境政策整合，其效果将远大于单一城市环境政策效果的加总。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作为长效机制，将促进各城市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进行分工和合作，有利于解决城市群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近年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显露无遗，相应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具有公共组织与股份公司的双重属性，使得改革方向出现分歧，改革进程推进缓慢。从根本上说，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在减贫等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中国应积极推进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定位，表现出推动改革的积极态度；其次，要紧密围绕“发展”主题，注重长远利益；再次，要加强对世界银行人事安排的参与；最后，要积极构建世界银行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正式协调机制。

摘要: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不一致，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也可能不同。采用52个国家1980—2010年的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计量方法，以人均收入水平为门限变量，检验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城市化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限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降低能源强度，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会提高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增加能源强度，其中，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城市化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负面影响最低。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城市化对能源利用效率最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一段“缓冲时期”，应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化质量，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

摘要: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