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

摘要:基于门槛效应估计模型，采取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法，利用2004—2013年新疆14地州市的面板数据，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8 050元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9 650元门限值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可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有利于增加新疆农业的产出，而南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离门限值有一定距离，抑制了其农业产出弹性的提升。因此，应努力提升新疆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并重点扶持南疆地区。

摘要:利用中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0.146%；但是，与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相比，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较小，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此外，我国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强，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弱。提高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创新信用模式，丰富农村信贷产品种类；简化贷款流程，提高农村金融整体效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

摘要:生鲜农产品物流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采用对陕西铜川市新区、山东枣庄、云南丽江、福建泉州安溪、山西晋中五个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各类参与主体（行业专业人士）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被调研地区各因素的表现进行分析和评价。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地理区位和物流主体是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关键因素，物流技术应用水平和宏观政策支持力度有待提高，不同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距。应加强生鲜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完善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政策，提高参与主体的现代物流意识,并重点扶持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

摘要: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绝不仅仅是产权的简单混合，更主要的是治理机制的规范；其中，产权制度改革是基础，只有建立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够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有整体上市、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并购和员工持股四条基本路径，国家应在充分考虑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和绩效差异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将整体上市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选路径；二是“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相结合，在母公司层面更多采取整体上市、民营企业参股的方式，而在子（孙）公司层面可以更多采用国有企业并购的方式，实现不同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三是平稳有序地推进员工持股计划。

摘要:撂荒、弃耕一直困扰着我国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而土地过度开发引起的地力下降、环境破坏是不争的事实；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休耕是把撂荒、弃耕以及二调新增的耕地与退耕还林、土地整治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可恢复地力、修复环境。应继承我国休耕的优秀传统，并借鉴欧美休耕的先进经验，建立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有效机制：运用计划手段把休耕纳入国土规划，并把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纳入休耕计划；运用退耕还林等休耕补偿和撂荒、弃耕、闲置赔偿以及土地收回等市场手段，把休耕市场化。

摘要: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由“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发展而来的，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但是还存在养老金给付水平过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科学增长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养老金给付的适度水平区间，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调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立足于满足居民“生存公平”需求，给付水平不宜过高，也不能过低：给付下限是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恩格尔系数标准；给付上限是保证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必需品消费水平，目前可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0%进行测算。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建立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以适度水平为目标平衡地区差距，并不断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促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 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摘要: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表现为资本偏向型；1997年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劳动产出弹性、降低资本产出弹性有助于减缓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摘要: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20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2021—203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2035—205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一体化。

摘要: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成为巴塞尔协议Ⅲ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采用37家商业银行2004—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顺周期行为，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一样存在顺周期行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其顺周期行为的性质；我国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在经济下行期对资产充足率的调整，即其顺周期行为在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存在非对称效应。我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和设计，并努力解决我国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

摘要:由于电子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取代，无论采取哪种铸币税定义，电子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都会导致铸币税减少；不同类型虚拟货币对铸币税有不同的影响，类型Ⅰ不会影响央行的铸币税，类型Ⅱ会减少央行的铸币税，类型Ⅲ和类型Ⅳ对铸币税的影响取决于其对现实世界货币需求的降低效应与增加效应的相对强弱；如果流通中的现金完全被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取代，则G10平均将损失34.59%的铸币税（2001年数据），而中国将损失31.67%的铸币税（2013年数据），但损失的铸币税占GDP的比例较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是货币发展的未来形态，任何禁止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措施都是不明智的；但应采取措施（如建立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减轻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从而减轻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铸币税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

摘要:企业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或能够调动的知识资源及其多样性；获取外部知识和挖掘隐性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关键，知识协同是实现知识创新的核心机制。Web2.0应用具有平台特性、知识资本特性和知识协同特性；Web2.0应用将提升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能力和对隐性知识的挖掘能力，本质上是增强企业对内外知识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并通过知识协同有效促进知识创新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