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城镇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而农村是近年启动内需的重要市场。采用9个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的基本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反映城乡统筹水平的综合指标，再利用VAR模型研究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分析表明：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均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城乡统筹和农村居民消费也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来看，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正向冲击均会对农村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且两者对农村消费变化的贡献率超过50%。应以城乡统筹、城镇化开启和促进农村内需市场发展，并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以农村居民消费推进内生性新型城镇化进程。

摘要: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立法思想落后、权利框架模糊，宅基地因权利被限制而无法实现收益权能，导致宅基地浪费严重、使用效率低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战略构想。宅基地制度创新应体现城乡公平、区域公平和时际公平，并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目标。而现有的“限制自由流转、扩大权能”和“自由流转”两个改革思路，都局限于宅基地问题的表层，没有在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宅基地制度进行重构，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宅基地指标化”模式，以权利替代实物，引进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实现宅基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转，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社会公平，是解决我国宅基地问题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案。

摘要:基于中国1981—2011年的样本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以及其他主要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分位点上，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最强，劳动生产率差异次之，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最弱。因此，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并不是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城乡差异才是其主要成因。当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分位点时，金融规模和效率差异的影响均不显著；当处于中间分位点时，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影响；当处于低分位点时，金融规模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应根据城乡收入差距本身所处的不同分位数水平采取差异化策略。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建立的“统分结合”双层农村经营体制，“分”之后“小生产”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农村产权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导致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植入困难，无法顺利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四川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实践表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多样化，农户的农业专业化与兼业化生产经营并存；虽然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方式使农村经营体制创新表现出多样化，但农村产权制度仍然是制度创新的主要障碍。因此，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应坚持“分”，创新“统”；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统”的层面，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摘要:作为保障单位的家庭和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而“新农保”保障水平较低，我国农村养老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保养老”三种基本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多元化养老需求；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区，尤其是农转居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也为探索和发展农村社区综合养老模式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作为服务平台和粘合剂的作用，调动整合家庭和社区资源；另一方面，要从社会、行政和市场这三个逻辑面向出发，实现保障主体、筹资机制的多元化。目前，应重点完善家庭支持福利政策和社区统筹支持福利政策，建设和完善农转居社区综合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并建立以生存、生活公平为底线的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摘要:基于不同部门异质性显著存在的事实，以我国统计CPI的8大部门为例，采用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数据，考察部门外生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最大，并且不同部门的外生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在此基础上，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食品部门、衣着部门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余部门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具有相对较小但却持续性较强的作用。研究表明，忽略不同部门的异质性而基于整体经济建模，可能引起结论的偏误；我国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于通货膨胀具有最大的效应，稳定物价首先需要稳定食品部门的价格。

摘要:通货膨胀预期是影响实际通胀的重要变量，也是货币政策有效运用的关键因素。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贝叶斯Gibbs抽样算法估计我国2001—2013年的季度预期通胀率，进一步利用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季度预期通胀率的适应性特征强于理性特征；适应性预期冲击在短期对实际通胀会产生较大影响，但累积效应在大约9个季度之后消失；理性预期冲击对实际通胀的正向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并最终将实际通胀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应从降低适应性通胀惯性和管理理性通胀预期两个方面来调控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

摘要:现有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无法直接体现农村金融对“农户”“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支持情况，无法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也没有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建立“三位一体”“5指标+1因子”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度量体系，并对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自2006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有明显提升，区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农村贷款的投放集中度在提高，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处于下降态势，农村金融“嫌贫爱富”的状况加剧。应兼顾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和渗透度，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与农村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农业的有机融合。

摘要: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化转型走了不同的道路，经济绩效也有很大不同，转型成效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还是由于选择的转型路径和政策不同？基于“后发优势”理论，采用反事实分析架构，对中苏转型“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战略及所形成的结构和体制上看，中国和苏联在市场化转型之初有很多相似之处，“初始条件”区别并不大，苏联与中国一样具有“后发优势”，而且苏联具有更好的“后发优势”实现条件，但是苏联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后发优势”。因此，市场化转型的成效并不主要取决于转型的“初始条件”，而主要取决于转型的“路径选择”；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应该主要归因于选择了正确的转型道路和适宜的改革政策。

摘要: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摘要:传统的以企业或项目为管理对象的点源环境治理与环境问题的区域化日益相悖，环保历史与现实理性呼唤新的环境治理模式，与点源环境治理相结合的区域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区域环境治理是指以自然区域整体为治理对象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区治理和合作治理是其基本要求和特点；需要建立环境分区治理机制、区域环境整体治理机制、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和区域环境管理体制，四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按自然区域进行分区治理，每个自然区域必须作为一个自然整体进行治理，不同的自然区域以及自然区域内的各行政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区域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环境管理体制。

摘要:知识可分为关于自然的技术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制度知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忽视了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制度知识分布状况决定了技术知识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及充分性，应将全部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优化的结果，人力资本不仅体现为技术知识，而且体现为制度知识，即人力资本的第二特征。着力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摘要: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创业者作为调查对象，综合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和文献检索法等方法进行问卷的编制和数据收集，并采用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构建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该模型有3个纬度：逆境商（AQ）纬度包括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抗压能力3个因子，情商（EQ）纬度包括团队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社会责任感4个因子；智商（IQ）纬度包括专业理论与技能、市场把握能力、战略决策能力3个因子。大学生应树立创业意识，提高综合能力；学校应加强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体系；政府应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