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入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动力：城市不仅存在吸引农民入城务工的“拉力”，也存在将外来务工者推回农村的“推力”；而农村不仅存在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力”，也存在将外出务工者拽回来的“拉力”。正是在正反“拉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农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因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和逐步有序转移。

摘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方式从与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分散化、个体化、封闭性、低层次的传统消费方式，逐步向集中化、社会化、市场化、重视享受与发展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变；其中，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从“贫困—温饱”到“温饱—小康”再到“小康—全面小康”的三个阶段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消费习惯、消费者的自我认同、社会分层属性、区域位置、消费制度、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及其演进方向的重要因素。消费方式的变迁可以直接带来消费量的增加，而消费方式的变迁综合地取决于农民自身因素、农村客观环境因素和农民收入；同时推动消费方式变迁和农民收入增加，可以用较小的社会变革实现农村消费的较快增长。因此，新农村建设应“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三者并重，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

摘要: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摘要: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合法土地权益所造成效用价值损失的合理补偿，是增强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内在动力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各地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对离农农民承包退出补偿的探索，存在补偿依据不清、补偿构成不合理以及补偿资金不足等问题。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造成的所有效用损失进行的补偿，应包含对承包地的“生产资源价值”“保障价值”“财产预期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补偿。目前我国各地农民的离农程度、离农类型差异较大，应分情况、分类别建立差异性的承包地退出补偿制度。

摘要: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引擎，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城市化本身已不仅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前中国应对转型过程中诸多挑战的重要措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过程具备了世界大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但也有其特殊性，不仅会遇到其他大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也面临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问题。2014年6月21日《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和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举办了“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国城市化的主题，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摘要:我国商业保险自21世纪初期开始进行参与社会医疗保障经办服务的探索，各地的实践先后形成了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的“委托管理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共保联办模式”等，每种模式均有其特色与优势，也存在瑕疵与不足。未来的“政保合作”方向应是“双重一体化委托管理模式”，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商业保险以“委托管理模式”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险合同模式”参与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实行“基本+大病”一体化管理。

摘要:WTO成立以来，新兴经济体（E11）快速崛起，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对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支柱的WTO规则体系带来持续冲击，对WTO规则的制定、实施、价值取向以及改革进程的影响日益凸显。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兴经济体应加快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实力；借助现行WTO机制，巩固谈判联盟，推进多边磋商；以实力为支撑，以决策程序改革为重点，以双边及诸边协议为辅助，稳步推进WTO规则改革。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中国必须注意外交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耦合，重视诸边关系的发展，在多边舞台上要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并积极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加强发展中成员参与WTO事务的能力建设。

摘要:分别采用线性趋势、HP滤波以及小波降噪方法估算1986—2012年我国的实时、事后修正和准实时产出缺口，对各方法估计结果从实时与事后修正估计的一致性、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与历史经济波动曲线走向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小波降噪实时产出缺口估计结果较优的结论。从内生推动、外生拉动两个方面分析产出缺口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生因素中，技术进步波动对GDP产出缺口的影响较大，国际资本投入次之，人力资本投入最小，并且国际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在滞后一期的影响均比同期大；外生因素中，产出缺口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调节产出缺口，应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引导外资投入、优化收入分配、改善人口结构等方面入手。

摘要: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摘要:陆地边境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点，提升口岸地区的经济地位，完善口岸的社会功能，将口岸打造成集聚要素的平台，不仅有利于培育西部地区新的增长点，也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目前，口岸地区是我国经济整体格局中的薄弱环节，其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启动陆地边境口岸县设市区划调整，是促进口岸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的重要任务。国家应尽快修订设市标准，成立口岸县设市咨询委员会，积极推进口岸县设市试点，并赋予口岸地区政府更高的外事权限，提高口岸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口岸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摘要:采用文本挖掘法分析蚂蜂窝中关于丝绸之路（中国段）的440篇游记，研究表明：游客所选择的游线集中于西安至敦煌段，尤为关注敦煌，游踪集中于甘肃和青海境内，而洛阳至西安及敦煌至新疆段受关注程度略低；游客对丝绸之路旅游资源认知形象较为综合，既有洞窟壁画、遗址遗迹等人文景观，又涵盖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自然景观，情感倾向积极且一致；当地生活体验成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司机具有重要的导游作用。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区旅游业发展条件和态势不均，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形象建设策略；丝绸之路主题形象塑造要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各地政府应加强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旅游汽车司机的引导、监管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