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票作为权利价值凭证，具备可流动性；地票二级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地票市场的发展、交易体系的完善以及地票持有者和需求者的利益保障，也符合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近年来，重庆地票交易量逐年扩大，交易均价稳步上升，质押规模也越来越大，基本具备了开放地票二级市场的条件。开放地票二级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地票一级市场，控制不合理的市场炒作，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并建立有效的交易信息平台和严格的监督制度。目前重庆可以先开放非证券化的地票二级市场，并积极为开放证券化的地票二级市场做准备。

摘要: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摘要:“新农保”制度全覆盖之后，面临着“人员全覆盖”的挑战，而缴费水平和档次的设置是影响农户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反映出政策预期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对成都市农户的抽样调查分析表明：养老保险需求、预期保障收益以及缴费能力是决定参保农户选择缴费档次的关键因素；当前大多数农户倾向于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主要由于农户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预期收益较低和缴费补贴激励不足，而年龄、教育、健康、家庭抚养比以及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户的参保意愿和参保水平的选择。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该进一步优化缴费档次设置，更加重视群体特征差异，并在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摘要: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着其所能摄取的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而先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信息的解读。利用河南省433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应重视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的创业机会。

摘要:“以房养老”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基本模式，以明晰的房屋产权为前提，贷款金额取决于房产价值等因素，贷款领取方式灵活多样。“以房养老”是养老体系的重要补充，但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匹配、法律支持不成熟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目前我国各地的试点进展缓慢。根据国外实践经验，要使“以房养老”成功运作和顺利推广，合理的、多层次的产品设计是基础，政府担保和监管是关键，法律健全是保障。因此，我国“以房养老”体系的构建应从相关市场环境的建设、法律法规的探索与完善、系统性风险的控制等方面入手，推进“以房养老”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当前的试点，应针对潜在的“以房养老”需求群体（如拥有住房产权的失独家庭、孤寡老人）进行适宜的产品设计。

摘要: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为了实现生态文明，也是为了增加林农收入；集体所有的商品林、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权制度改革，然而公益林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功能，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相应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目前，市场化形式与计划型体制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政策需求与政策缺位之间的矛盾是限制集体公益林承包户实现其经济权利的瓶颈，应正视国情、厘清法定边界、重视利益协调，通过落实主体改革、深化配套改革、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依法保障公益林承包户的经济权利，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摘要:利用三峡库区230家微型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创业者视角探讨微型企业的创业困境及政策需求，研究表明：由于微型企业创业者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缺乏，加上金融机构贷款比例较低、创业资金缺乏和竞争激烈，微型企业创业者对创业扶持政策的需求较强烈。目前，有关政策主要从创业审批、创业培训、融资渠道、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对微型企业创业给予扶持，基本符合微型企业创业者的政策需求；但是，从微型企业创业者的评价来看，政策实施效果较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效果更差。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体系，并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监管；加强规划和引导，完善促进微型企业创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对微型企业创业、创新文化与政策的宣传，鼓励创业者积累各类社会资本。

摘要:近代西欧的兴起和中国的落伍，其基础性原因在于地理条件对发展商品市场的激励不同。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扩张”，“市场扩张”的原因则可以追溯到地理条件引起的“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进而形成了对农林牧渔基本产品进行交换的激励，经济人本性使人们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于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导致地区之间的“产品差异小”和“陆路运费高”，进而激励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产品自用”，经济人本性使人们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自身需求，于是商品市场长期处于狭小或萎缩状态。

摘要:使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境外股东在中国股市充当了一定“调节器”的角色，即：当股价波动剧烈时，境外股东增持可以降低波动；当股票交易不活跃时，境外股东增持又能活跃市场。同时，境外股东持股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境外股东持股市盈率、资产负债率相对高和基金持股相对少而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时，境外股东持股能降低股价波动、股票收益率波动和系统风险；反之则会增加股市风险。应引导境外股东战略持股市盈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股价波动较大的上市公司，从而充分发挥其“调节器”作用。

摘要:自2009年比特币产生以来，经过以“技术共享修订”需求为主导的“挖矿”游戏内测期、以投资需求为主导的商业模式构建期和以投机需求为主导的市场泡沫凸显期三个阶段，已形成了一个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比特币市场。作为虚拟金融市场的产物，比特币市场的发展是由人们自发和被引导的需求所推动，而投机性需求所引发的市场狂热，不但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阻碍了比特币市场自身的发展。比特币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对网络支付基础服务职能的拓宽和强化是其长远发展的基础，但在长时间内难以维持其币值的稳定性。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目前其市场价格远远偏离了其内在的价值，存在极大的泡沫，投资或投机比特币都是最差的选择。必须对比特币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并积极引导和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的渠道。

摘要:根据经济指数理论和消费者偏好差异，构造基于GFT直接效用函数的可变偏好生活成本指数，并编制和比较1996—2011年中国城镇地区七大收入阶层的分层CPI，结果表明：2007年前各分层CPI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而在2007年以后差异明显扩大；低收入居民的分层CPI高于高收入居民的分层CPI；城镇居民CPI总指数近似反映了“中等偏上收入”阶层生活成本变化情况，而其他阶层居民则易对CPI总指数“感觉失真”，2007年以来城镇地区CPI总指数的代表性逐渐降低。因此，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编制分层CPI，既能更好地反映各阶层居民的通货膨胀压力，维护CPI的权威性，还能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摘要:运用1999—2009年在中国A股市场首次发行上市的IPO公司的经验数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研究公司上市之后融资约束与劳动力雇佣增加及公司业绩成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缓解IPO公司的融资约束，能够促进公司上市后增加劳动力雇佣；IPO公司加大对劳动力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其上市后的会计绩效和基于市场表现的公司业绩。因此，大力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上市公司扩大对雇佣劳动力资本的投入，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提高公司业绩。

摘要: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