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夏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和宁南山区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北部川区比宁南山区和中部干旱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出很多。北部川区依托首府银川、石嘴山等发达工业城市以及小城镇建设，利用“中心城市—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紧密连接起来，并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化，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采取的是“以城镇体系建设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城乡一体化模式；中部干旱区和宁南山区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在退耕还林还草、治沙的同时，推行生态移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牧业，采取的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城乡一体化模式。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但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体系的建设还必须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在生态脆弱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我国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建立了城乡二元税制，并采取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制度，使农民的税收负担比城市居民的税收负担重，而农村居民享有的公共品比城市居民少，加速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进。进入工业化中期，我国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城乡二元税制不复存在；同时通过一系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体制也不复存在，但财政分配的城乡二元性还存在。二元财政制度的一元化，并不意味着长期二元财政制度的结果可以立即得到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公共服务差距依然会长期存在。加速城乡一体化，政府还应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城乡二元财政支出对比度。

摘要:国家公权力既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建构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其行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规范意义所有权不同，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采用了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非传统方式；集体与组织的话语转换和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的虚实转换，使我国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支配意志在立法上受到技术性限制，组织中的领导权力对农民成员表决权的行使会产生制约作用；转移处分权的缺失和用途处分权的行使禁区，使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处分权能不完整，进而会削弱其收益权能。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构成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改革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一约束条件不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很难与规范意义所有权相提并论。

摘要:针对宜昌市三峡库区百户农村移民家庭12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就地后靠农业安置移民不仅能平稳过渡，其家庭经济状况逐年好于全市农村家庭平均水平；外迁农业安置移民家庭在安置初期经济状况下滑，但能逐步实现过渡，并跟上农村平均水平；而非农就业安置家庭的经济状况波动大，且长期处于低水平，与城镇困难户家庭水平相当。因此，就地后靠农业安置应成为今后工程建设农村移民安置的首选，外迁农业安置是在环境容量限制下的次选，而非农就业安置在农村移民安置中应慎重选择。水库建设移民政策的制定应以能力贫困与能力发展理论为指导，现阶段应遵循“以土为本，就地后靠为主、就近外迁为辅”的原则，要注重库区环境容量的扩大和移民发展能力的提升，针对不同安置模式的移民家庭应该出台差别性的、针对性的移民安置政策，并全面开展持续的移民跟踪调查工作。在三峡后续移民工作中，应该妥善解决非农就业安置的遗留问题。

摘要:房产税在影响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同时，还通过转移支付来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房产税收入用于转移支付、税制设计与住房供应体系形成良性耦合、税基宽泛、税率合适、计税依据合理以及法律保障等是房产税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条件。调节收入分配是我国房产税改革的重要目标。虽然从沪、渝房产税试点改革实践看，房产税整体上尚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但不能以此否定房产税所具备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目前，税基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房产估价等配套措施不成熟是制约我国房产税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也是房产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要积极推进房产税扩围改革，并尽快实现以房屋市场价值作为计税依据，不断增强房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摘要: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虽然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减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但房产税规模偏小使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在调控房产市场价格方面，虽然限制了高端消费，但对整体房价影响有限；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虽然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很低。但从长远来看，试点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并对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制度建设意义远大于实施效果。应积极推进公租房、安置房建设，合理引导刚性需求，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提升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改进房产税税制设计，稳步推进房产税扩围改革。

摘要:人类社会相继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对应着无色（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绿色发展四种发展范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下以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为特质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需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

摘要:Sen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哲学高度来界定贫困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多维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因其具有的良好性质而被广泛应用。各国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上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较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应进一步深化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继续开发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并积极展开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减贫政策研究。

摘要:Black-Litterman模型是在发达国家广为应用的投资组合模型，但该模型面临如何确定投资人主观收益的难题，当下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通常是运用经验性的数据随意确定其主观收益。实证分析表明，运用仿真方法测算期权的隐含波动率，通过期权波动率偏度分析建立Black-Litterman模型中的投资者主观收益，是对该模型的有效改进。

摘要: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是在国内传统工业衰落、产业空洞化、对外贸易严重逆差以及经济衰退背景下提出的，目的不是要步回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而是开展对制造业材料、工艺、技术、动力能源、管理、服务形式、生产模式的一场创新活动，是对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预示着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产业革命的开始。重振制造业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尽管面临经费投入多、结构性成本高、就业难度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业人口老龄化以及工程师不足等困难，通过立法重振制造业、建立制造创新中心和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制、改革教育与培训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与贸易保护等措施， “再工业化”已经对美国制造业的振兴、就业状况等带来一定的影响。美国利用国内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低廉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将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被削弱，技术差距拉大。为此，中国必须重视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动向，借鉴其研发、投资经验与模式，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高新化。

摘要:采用2004—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正相关，而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均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分别呈现倒“U”和正“U”型曲线关系；绝大部分行业没有同时处在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的最优区间，总体上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情况。FDI对制造业行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有选择地吸纳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外资投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切忌盲目地、一刀切地提高或者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工资水平，可依据门槛最优区间对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加以相应调整。

摘要:为定量测度区域人才培养投入与产业经济产出间的协调适配程度，以高技术产业为实证对象，通过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与高技术产业经济产出之间的耦合评价模型，利用2010年度截面数据对全国31个省区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全国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与高技术产业经济产出的协调适配度为0.478，处于濒临耦合失谐区间，整体表现不佳；除广东省以外，全国其他各省区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都远领先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产出，总量规模上占优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并未能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的经济产出产生同比例的促进作用；广东省和四川省对高技能人才具有较强的汇聚效应，值得其他省区借鉴；而湖北省和陕西省，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未能相应地有效促进本省高技术产业的经济产出，该如何加强其对高技能人才落地属性的培养，也同样值得关注。

摘要: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从东部向中西部集中转移，且转移方式多元化，“抱团转移”趋势明显；转移产业的层次提高，技术资本转移的趋势加大，产业转移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宏观引导也得到加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立，正逢国内外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历史契机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大好机遇，应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越、自然资源和科教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较好、市场条件和政策环境好等优势，把握产业转移的趋势，科学理性地承接产业转移；政府应强化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导作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加强与东部地区政府间的有效合作；要积极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的通道，充分利用“长三角”平台，以产业优势为基础，加大产业链延伸，优化产业结构。